第130章 蛀空的梁柱——从户籍虚报到军粮掺沙的溃烂肌理（1/2）

一、户籍册上的“ phantom 丁口”：赋税体系的自我反噬

蜀后主炎兴元年的户籍档案里，藏着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成都县在册丁口三万七千，实际核查不足两万；绵竹郡登记“垦田万顷”，实地丈量仅六千顷。这些凭空多出的“ phantom 丁口”与“虚拟田亩”，不是笔误，而是官吏上下其手的“常规操作”——每多报一户丁口，便可多征一份赋税；每虚增一亩良田，便能多领一笔朝廷的赈灾款。

广汉郡的老吏王显的私记里，记着更具体的操作：“每岁造册，以‘隐户’充‘新附’，十户报十五户，每虚增一户，可分税钱百文。”这些凭空多出来的赋税，一部分流入州府官员的腰包，一部分以“孝敬”之名送往成都，最后记在“公用”账下。而真正的百姓呢？邛崃山民李阿三的诉状上写：“一家五口，户籍却记七口，额外两‘ phantom 丁’的税，需卖粮三石才能缴清，今年秋收不足，只能卖女。”

户籍的虚增，像一张不断勒紧的绳索。为了凑够虚报的丁口对应的徭役，地方官只能强抓流民充数——永安郡的记载显示，景耀三年，仅一个月就“抓壮丁两千”，其中半数是老人与孩童。这些被强征的“徭役”，在工地上因饥饿、疾病死去的，十有三四，却被记作“逃亡”，继续出现在下一年的户籍册上，成为新的“ phantom 丁口”。赋税体系从根基上开始腐烂，而朝廷对此并非不知，却选择了默许——毕竟，虚增的户籍能让成都府的“政绩”更亮眼，让国库账面上的数字更好看。

二、军仓里的“沙中藏粮”：军备体系的系统性崩坏

剑阁关的军仓遗址里，曾挖出一批未开封的“军粮”——表层是饱满的糙米，中层是半糠半米的混合物，底层则全是沙土。粮袋上的封条写着“景耀五年冬，足额拨付”，但实际能吃的部分，不足标注的三成。这不是个案，而是蜀国后期军粮供应的常态。

负责督运军粮的校尉廖成的供词里，揭露了这套“掺沙术”的流程：“每批粮从成都出发时，掺沙一成；过梓潼关，守军再掺沙一成；到前线，将领验收时，又加沙一成。层层盘剥，到士兵手里，就只剩三成粮了。”士兵们只能用仅有的糙米混合野菜果腹，《姜维北伐记》里记：“士兵面有菜色，弓弩拉不满，刀枪提不动”，并非夸张。

更可怕的是军器的偷工减料。从沓中出土的蜀式铁矛，刃部厚度不足标准的一半，枪杆竟是用泡过水的朽木制成，“稍用力便折”。负责监造的官员在日志里写：“用铁少一成，可省工价五贯；木杆用朽木，又省三贯，岁末可分‘余钱’。”当士兵们拿着这样的兵器冲向魏军时，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送死。

军备的崩坏，从来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心问题”。成都的兵器坊里，最好的铁料被监工偷偷卖去民间打农具，最差的废料才用来造军器；负责粮草的官员，把优质米换成陈米，再把陈米换成沙土，每一个环节都在吸血，直到把军队的战斗力榨干。姜维在沓中屯田，试图自给自足，却因“粮种被掺沙土”“农具全是废品”而收效甚微——当整个体系都在与前线士兵为敌，再勇猛的将领也无力回天。

三、朝堂上的“沉默螺旋”：言路堵塞与决策失灵

景耀年间的朝堂，形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谁也不提户籍虚增的猫腻，谁也不说军粮掺沙的真相，谁也不碰后主刘禅沉湎酒色的问题。侍中董允在世时，还能“犯颜直谏”，但他去世后，朝堂成了“颂歌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