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根烂于内——蜀汉灭亡的结构性溃败（2/2）

蜀汉的人口仅94万（《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不足曹魏的1\/4，却要维持10万以上的军队（军民比例1:9），这意味着“十个百姓养一个兵”。为了支撑这种超负荷的军事存在，蜀汉采取了三种“饮鸩止渴”的手段，最终把自己逼入绝境：

1. 竭泽而渔的赋税：除了常规的“田租”“户调”，蜀汉还首创“口算钱”（人头税的附加税）和“盐铁专营”的极端形式——不仅盐铁由官府垄断，连煮盐的器具都要“官借官还，逾期罚钱”。据《华阳国志·蜀志》，蜀地百姓“岁输布三匹，米五斛”，是东汉时期的两倍。到后期，甚至出现“收编流民为兵，强征其家产”的情况，导致“民有菜色，道有饿殍”。

2. 以战养战的幻觉：诸葛亮、姜维们试图通过北伐“掠夺曹魏资源”来弥补内部不足，但现实是“每次北伐消耗的粮草军械，远超掠夺所得”。建兴六年（228年）第一次北伐，蜀军“粮尽而退”，损失“戎马千匹，甲仗万领”；延熙十七年（254年）姜维北伐，“拔狄道，收其民数千”，但为了守住这些人口，“留兵屯守，粮道险远，运转不继”，最终“兵民多死”，反而赔了更多。这种“得不偿失”的军事冒险，就像一个人靠“借高利贷”维持体面，利息越滚越高，最终被债务压垮。

3. 治理能力的退化：当所有资源都向军事倾斜，民生与基建被严重忽视。蜀汉末期，蜀地“水利失修，沟洫壅塞”（《水经注·江水》），导致粮食产量连年下降；而“执法峻急”又让官吏失去灵活性——据《三国志·简雍传》，天旱时百姓因“私饮池塘水”被抓，简雍只能用“男女同浴”的比喻讽谏，才让刘备赦免。这种“军事优先”的治理模式，把蜀汉变成了一台“只知抽血、不会造血”的战争机器，一旦机器的某个零件（比如某次大败）出现故障，整个体系就会瞬间停摆。

四、最后的稻草：本土精英的“用脚投票”

益州士族对蜀汉的态度，经历了从“隐忍”到“抛弃”的转变。早期，他们虽不满，但因“曹魏篡汉”的名头，仍对蜀汉保持表面服从；到了后期，当姜维“每欲兴军，蜀人苦之”（《三国志·姜维传》），他们开始主动“用脚投票”：

- 犍为太守张翼“每谏姜维北伐，言不宜黩武”，被排挤后“托病归郡”，实际上与曹魏暗通消息；

- 蜀郡大儒谯周撰写《仇国论》，公开宣称“因余之国（蜀汉）若不知止，必遭肇建之国（曹魏）吞并”，为投降制造舆论；

- 邓艾入蜀时，“所过郡县皆降”，连诸葛亮曾镇守的南中地区，都“无一人起兵响应”——益州人用沉默和顺从，完成了对蜀汉的“集体抛弃”。

这种抛弃，本质是“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数十年矛盾的总爆发。当一个政权始终把“外来者利益”置于“本土利益”之上，当它的存在只会带来“赋税加重”“子弟战死”，那么即便没有邓艾的奇袭，它也会在本土社会的“消极抵抗”中慢慢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