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从“合法性透支”到“认同崩塌”蜀汉灭亡的根本病灶（1/2）

当钟会的大军抵达成都城下时，刘禅正在后宫与黄皓掷骰子。这位蜀汉末代皇帝或许至死都没明白，为何祖辈父辈用鲜血和誓言筑起的“兴复汉室”大厦，会在他手中如此轻易地倾颓。后世多将其归咎于“后主昏庸”，却忽视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蜀汉的灭亡，早在诸葛亮五次北伐时就已埋下伏笔——它不是被敌人打败的，而是被自己反复透支的“合法性”与逐渐流失的“认同根基”活活拖垮的。

一、合法性的三重透支：从“天命所归”到“自说自话”

蜀汉的合法性构建，从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缺陷。刘备以“中山靖王之后”自居，试图承接汉献帝的“正统”，但这一叙事从建安二十六年（221年）称帝时就站不住脚：此时曹丕已通过“禅让”篡汉，汉献帝尚在洛阳（直至234年去世），刘备所谓的“继汉正统”，本质是“自立为帝”。为弥补这一缺陷，蜀汉不得不通过“北伐”这一行为艺术，不断强化“汉贼不两立”的叙事——仿佛只要刀兵相向，就能证明自己才是“真汉”。

第一重透支：“北伐”成了合法性的唯一注脚。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强调“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将北伐与“先帝之殊遇”“陛下之职分”深度绑定，使得“不北伐=忘本”的逻辑深入人心。这种绑定让蜀汉陷入“为了北伐而北伐”的怪圈：诸葛亮去世后，蒋琬想改走水路伐魏被斥为“动摇国本”，费祎主张休养生息却被刺杀（《三国志·费祎传》载“郭循刺祎”或与北伐派有关），姜维更是在“九伐中原”中耗尽蜀地兵粮。当北伐从“战略手段”异化为“政治正确”，每一次失败都在消解“兴复汉室”的可信度——百姓会问：若真是天命所归，为何屡战屡败？

第二重透支：权力垄断引发的“合法性内卷”。 蜀汉的权力核心始终被“荆州派”牢牢掌控：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皆非益州本土人士，益州士族在朝堂上长期处于“边缘参政”状态。据《华阳国志·后贤志》统计，蜀汉历任尚书令、大将军中，益州籍仅占17%，且多为虚职。这种“外来政权”的疏离感，让益州人逐渐将蜀汉视为“荆州人的朝廷”，而非“蜀地的朝廷”。当谯周在《仇国论》中写下“因余之国（蜀汉）小，而肇建之国（曹魏）大，大小不侔，强弱异势”时，本质是在质疑：一个不扎根本土的政权，凭什么要求本地人牺牲？

第三重透支：符号体系的自我消耗。 蜀汉对“汉”的符号化使用到了偏执地步：钱币上铸“大汉”二字，宫殿匾额必书“汉祚永延”，连祭祀都要复刻西汉礼仪。但这种符号越密集，越像在掩盖心虚——就像一个人反复强调“我很有钱”，恰恰暴露了贫穷。到后期，连蜀汉官员都不再相信这套叙事：薛琮在给刘禅的奏疏中直言“汉已亡矣，魏已兴矣，陛下宜顺天应人”（《三国志·薛综传》注引），可见“汉”的符号已彻底失去动员力。

二、认同崩塌：从“士民离心”到“集体沉默”

蜀汉的认同危机，从来不是“突然爆发”，而是“温水煮青蛙”式的蔓延。它始于官员的“消极怠工”，继之以百姓的“用脚投票”，最终演变为“城破时无人死战”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