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结构性崩塌——蜀国灭亡的根本在于“体系性失衡”（2/2）

三、内外关系的“双重孤立”：从“联盟脆弱”到“地缘绝境”

蜀汉的灭亡，还源于内外关系的“双重孤立”——对内失去益州士族支持，对外失去东吴信任，陷入“地缘绝境”。

对内，益州士族从“观望”到“背叛”，是蜀汉孤立的关键。刘备入蜀时，益州士族（如谯周的祖父谯隆）曾表示欢迎，但当他们发现“荆州派”垄断权力、自己永无出头之日后，逐渐转为抵触。谯周撰写《仇国论》，以“因余之国（暗指蜀汉）与肇建之国（暗指曹魏）”的寓言，公开质疑北伐的合理性；当邓艾兵临城下时，他又力主投降，称“若降魏，蜀地可安，百姓可免兵戈”，实则代表了益州士族对“荆州派政权”的抛弃。这种“本土精英的离心”，让蜀汉失去了最后的社会支撑。

对外，蜀汉与东吴的“联盟”始终脆弱，未能形成真正的战略协同。赤壁之战后，孙刘联盟因“荆州之争”破裂（关羽被杀、刘备伐吴）；诸葛亮虽修复联盟，却始终是“弱国依附”的格局——东吴视蜀汉为“牵制曹魏的棋子”，从未真正全力配合北伐（如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孙权虽出兵，却因小败即退）。当蜀汉面临灭亡时，东吴援军“行动迟缓”，本质是“联盟缺乏互信”的必然结果。

地缘上，蜀汉偏居益州，“蜀道难”既是屏障，也是枷锁。一旦失去荆州（219年关羽失荆州），便陷入“一夫当关”的绝境——北方被秦岭阻隔，东方被三峡制约，难以向外扩张，只能困守益州。当曹魏集中兵力攻蜀时，这种“地缘封闭性”让蜀汉难以获得外援，也无法战略转移，最终“瓮中捉鳖”。

四、根本原因：“体系性失衡”的总爆发

综上，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并非“刘禅昏庸”或“姜维好战”等个体因素，而是“权力结构一元化→资源分配军事化→内外关系孤立化”的体系性失衡。这套体系在创业期（刘备、诸葛亮时代）因“理想感召”和“强人压制”得以维系，但当理想褪色（兴复汉室无望）、强人逝去（诸葛亮去世）、矛盾累积（士族不满、民生枯竭），只需一次外部冲击（邓艾奇袭），便会彻底崩塌。

历史学者田余庆曾言：“蜀汉政权的悲剧，在于它试图以一个外来集团的力量，在一个封闭的地域里，实现一个超出其能力的全国性目标。”这句话点出了核心：当政权的“目标”（兴复汉室）、“手段”（军事优先）与“基础”（益州资源、民心）严重脱节时，灭亡便是其逻辑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