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 继承的困局——从托孤之重”到嗣君失道的权力交接溃败（2/2）

三、“继承合法性”的动摇：从“汉祚延续”到“蜀主自弃”的认同危机

刘禅的失德，不仅是个人品行问题，更动摇了蜀汉“继承合法性”的根基。刘备称帝的合法性来自“中山靖王之后”的宗室身份，以及“兴复汉室”的政治承诺；诸葛亮执政时，靠“北伐壮举”与“治蜀成效”维系合法性；而刘禅亲政后，既无“宗室号召力”（相比刘备的“皇叔”身份，他的“汉祚象征”已淡化），又无“政绩支撑”（北伐屡败，民生凋敝），只能靠“父亲与相父的遗产”苟延残喘。

合法性的动摇，首先体现在“士族的离心”。益州士族谯周撰写《仇国论》，借“因余之国（蜀汉）亡于肇建之国（曹魏）”的寓言，暗讽刘禅“信谗好佞，不修德政”，质疑蜀汉政权的合法性；连荆州派的后裔（如罗宪），也因“不满黄皓专权”而被外放，逐渐对朝廷失去信心。当士族阶层从“合作”转向“观望”甚至“反对”，政权的社会基础便已松动。

更深刻的是“民众认同的丧失”。成都百姓曾因“诸葛亮治蜀”而认同“汉统”，但到刘禅时期，“苛捐杂税”“连年征战”让他们“视蜀汉为负担”。邓艾兵临城下时，百姓“竟无一人登城助守”，反而“夹道欢迎魏军”，这并非“忘恩负义”，而是“对失德君主的抛弃”。正如《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载，刘禅投降后，蜀地百姓“无哀痛者”，可见其民心已失。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乐不思蜀”的典故。司马昭问刘禅“颇思蜀否”，他答“此间乐，不思蜀”，不仅暴露了个人的昏庸，更彻底否定了蜀汉的“汉祚传承”——连皇帝都“不思蜀”，百姓为何要“为蜀卖命”？这种“自弃合法性”的行为，比任何军事失败都更能摧毁政权的根基。

四、继承困局的本质：制度缺失下的“人治”悲剧

蜀汉的继承困局，本质是“人治”模式的必然悲剧。刘备、诸葛亮时期的“成功”，依赖于个人能力与道德（刘备的“仁德”、诸葛亮的“忠诚”）；而当继承者（刘禅）缺乏这些品质，又没有制度约束时，政权便会迅速滑坡。

对比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与东吴的“世袭领兵制”，蜀汉始终未能建立稳定的官员选拔与权力交接制度。诸葛亮虽强调“依法治国”，却未触及“皇权制衡”的核心——如何防止“君主失德”？如何确保“权力平稳过渡”？他的《出师表》更多是“道德劝诫”，而非“制度设计”。这种“重人治、轻制度”的倾向，让蜀汉在“强人去世”后，陷入“少主失德—权臣乱政—民心离散”的恶性循环。

历史的吊诡在于：刘备的托孤既想“保儿子继位”，又想“保国家不亡”，却没意识到这两者在“儿子无能”的前提下难以兼容。诸葛亮的忠诚既想“辅少主”，又想“复汉室”，却没意识到“少主无能”会让“复汉室”成为泡影。当“父死子继”的传统遭遇“能力不足”的现实，没有制度性的“纠错机制”（如“禅让”“废立”的合法程序），灭亡便成了唯一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