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财政的溃堤——从“天府之国”到民穷财尽的经济崩塌（2/2）

延熙二十年（257年），蜀汉第一次出现“国库空竭”，刘禅不得不下令“铸大钱”——一枚“直百五铢”当百枚五铢钱，强行掠夺民间财富。但“大钱”引发通货膨胀，“米价一石涨至万钱”，百姓“以物易物，不乐用钱”，进一步摧毁了财政体系。

三、“掠夺式治理”的终局：黄皓专权与财政的彻底崩溃

景耀元年（258年），黄皓彻底掌控朝政后，蜀汉的财政从“赤字”沦为“掠夺”。他的操作简单粗暴：垄断资源、卖官鬻爵、横征暴敛，将蜀地的经济潜力榨干最后一滴。

垄断资源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黄皓将盐铁司、锦官城等核心产业交给亲信，“高价售卖，中饱私囊”，盐价从“斗盐五钱”涨到“斗盐百钱”，百姓“十家九无盐”；他强占成都平原的良田“千顷”，租给农民“亩产缴半”，比朝廷田租高十倍；甚至连南中的犀角、象牙，都被他私下卖给东吴商人，“所得金银尽入私库”。

卖官鬻爵成了“常态”。《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载“皓卖官，县令价百万，太守价千万”，买官者上任后“加倍搜刮”，形成“买官—贪腐—再买官”的恶性循环。巴郡太守杨欣，靠向黄皓行贿“黄金百斤”上任，一年就“敛财三千万”，导致巴郡“民变四起”。

横征暴敛突破了“生存底线”。除了正常赋税，黄皓还增设“宅税”“牛税”“酒税”，甚至“过桥需缴钱”；徭役从“每年二十天”增至“六十天”，百姓“老弱负薪，壮丁筑城”，成都周边“良田荒芜，荆棘丛生”。景耀五年（262年），蜀地爆发“大饥”，而黄皓的府库里“有米百万斛，不肯赈济”，百姓骂道“宁饮魏水，不食蜀粟”。

财政的崩溃，最终体现在“军心涣散”。士兵的粮饷从“月米二斛”降至“一斛”，且多是“陈米”；冬衣“三年未发”，士兵“冻死者十之二三”；连姜维的亲兵，都要“自行打猎充粮”。当邓艾兵临绵竹时，诸葛瞻的士兵“面有菜色，甲胄不全”，哪里还有战斗力？

四、财政崩溃的深层逻辑：权力失控下的经济异化

蜀汉财政的崩塌，表面是“北伐耗竭”“黄皓贪腐”，深层是“权力失控”导致的经济异化。诸葛亮时期，财政服务于“兴复汉室”的战略目标，“取之于民，用之于军”，且有“法治”约束，“不敢过界”；而后期，财政成了权力集团的“私产”，黄皓、诸葛瞻等既得利益者，将国家财富视为“可随意瓜分的蛋糕”，既不想“开源”（怕触动自身利益），又不愿“节流”（要维持奢靡生活），只能靠“掠夺百姓”续命。

这种异化的典型表现，是“财政决策的私人化”。诸葛亮时期，“盐铁、锦官、屯田”等财政要务，需“丞相府与尚书台联名决策”；而后期，黄皓一句话就能“变更盐价”“挪用军粮”，刘禅甚至“以国库金银为私藏”，《三国志》载“后主内库有金帛二十亿，不肯用于军需”。当财政脱离“国家公共属性”，沦为个人谋私工具，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更值得深思的是“经济与民心的关系”。诸葛亮时期，百姓虽有征调，却相信“今日之苦，为明日之安”；而后期，百姓看到的是“权贵醉生梦死，自己饥寒交迫”，自然“不愿为蜀卖命”。绵竹之战前，诸葛瞻想“散家财犒军”，却发现“百姓不愿受”——当经济掠夺摧毁了“国家与民众的利益共同体”，再慷慨的赏赐，也换不回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