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制度之殇——从依法治蜀”到“权大于法”的溃堤之路（1/2）

成都武侯祠的柏树林里，有一块清代刻立的“明良千古”碑，碑文中“法行则知恩”五个字被游人抚摸得发亮。这五个字恰是蜀汉制度演变的注脚——诸葛亮时期“科教严明”的法治荣光，最终在刘禅手里褪成“权大于法”的乱象，而制度的溃堤，才是蜀国灭亡最隐蔽也最根本的原因。

一、诸葛亮时代：“法治共同体”的建立与脆弱平衡

建安十九年，诸葛亮入蜀后烧了三把火：制定《蜀科》、诛杀彭羕、罢黜来敏。这三把火不是权力展示，而是制度重建的宣言。《蜀科》条文早已散佚，但从《三国志》“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的记载里，能窥见其核心——打破“益州派”与“荆州派”的身份壁垒，以法律为唯一标尺。

彼时的法治有三个支点：

其一，立法的平等性。 马谡失街亭被斩，蒋琬求情时，诸葛亮答：“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邪？” 连“亲如子侄”的马谡都不能免罪，让益州士族看到“法律面前无特权”；

其二，执法的灵活性。 李严因督粮不力被贬为庶人，诸葛亮在信中写道：“若思负一意，君可复之”——法律不是死条文，而是“惩前毖后”的工具；

其三，司法的公开性。 成都设“明法掾”，允许百姓旁听案件审理，《襄阳记》记载“狱讼者不期而至，门庭若市”，这种公开让法律从“官府特权”变成“全民共识”。

这种制度设计，在乱世中构建了一个脆弱的“法治共同体”：荆州派不敢恃功而骄，益州派不再因“外来者统治”而抵触，连南中夷人都“畏法而怀德”。但这个共同体的根基，系于诸葛亮个人的“以身作则”——他因“街亭之败”自贬三级，这种“自罚”看似彰显法治精神，实则埋下隐患：当制度的权威过度依赖个人道德，而非制度本身的刚性，一旦“圣人”离去，平衡便会崩塌。

二、后诸葛亮时代：“法外开恩”的口子与制度的蚁穴

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试图延续法治，但“法外开恩”的口子已悄然撕开。

蒋琬执政时，杨仪因“怨望”被贬，却允许他保留“中军师”虚职，食邑不变——这与诸葛亮“废李严而衣食供给如初”不同，后者是“罚其罪而保其生”，前者是“减其罚而留其位”，本质是对“罪与罚对等”原则的破坏。费祎时期更甚，姜维因“北伐败绩”当斩，却被他以“伯约勇猛可嘉”为由赦免，军中开始流传“功可抵过”的潜规则。

真正的溃堤始于刘禅亲政。延熙九年，黄皓教唆刘禅将反对者罗宪贬为巴东太守，理由是“罗宪讪谤朝政”——这是蜀汉史上第一次“以言定罪”，《蜀科》中“言者无罪”的条款被轻易践踏。更致命的是“司法腐败”：黄皓的亲信陈祗担任廷尉时，创造了“银钱赎罪”制度，《三国志》注引《蜀记》载“赎死罪需黄金百斤，笞刑十金”，法律成了权贵的“保护伞”。

益州士族很快学会了“钻制度空子”。广汉太守张裔的儿子张毣，强占百姓良田三百亩，案发后竟以“父功抵罪”免予处罚；犍为太守李邈的侄子酒后杀人，仅被“削爵一级”——这些案例像蚁穴，让百姓逐渐相信“法律只治穷人”。当南中夷人首领刘胄因“赋税过重”起兵时，喊出的口号竟是“还我《蜀科》旧制”，这无疑是对蜀汉制度最辛辣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