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尘埃落定后的叩问——蜀汉衰亡的历史哲学与人性启示（2/2）

刘备、诸葛亮为蜀汉构建的“共同叙事”，曾是凝聚人心的粘合剂：“我们是汉室正统，肩负着兴复的使命；我们虽弱小，却能靠法治与忠诚战胜强敌；我们的牺牲，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安宁。”这种叙事通过太学教育、官方史书、民间歌谣等渠道不断强化，让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在“汉”的旗帜下暂时搁置分歧。

但“共同叙事”的脆弱性，在于它需要“现实反馈”的支撑。当北伐屡屡失利，“兴复汉室”从“希望”变成“谎言”；当腐败蔓延，“法治严明”从“事实”变成“笑谈”；当赋税沉重，“为子孙安宁”从“承诺”变成“掠夺”，这个叙事便会逐渐消解。蜀汉后期的百姓，不再传唱“汉祚兴”，而是感叹“苛政猛于虎”；益州士族，不再认同“汉室正统”，而是算计“降魏是否更有利”——当“共同叙事”失去了“可信度”，政权便成了“散沙”。

记忆的建构，从来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双向互动”——统治者用行动证明叙事的真实性，被统治者用认同回应叙事的价值。诸葛亮南征后，“和抚南中”的政策让夷人“咸服其德”，此时“汉德广布”的叙事便有了说服力；他去世后，百姓“私祭之于道陌”，正是对“鞠躬尽瘁”叙事的自发认同。而刘禅时期的“祥瑞造假”（黄皓伪造“黄龙见武阳”）、“功绩夸大”（姜维虚报北伐战果），反而加速了叙事的崩塌——当统治者自己都不信“共同叙事”，又怎能指望百姓相信？

从“商汤灭夏”的“天命转移”，到“朱元璋起义”的“驱逐胡虏”，中国历史上每个成功的政权，都离不开“有说服力的共同叙事”。而叙事的崩塌，往往是灭亡的前奏：秦末的“天下苦秦久矣”，否定了“秦法严明”的叙事；明末的“闯王来了不纳粮”，消解了“大明正统”的叙事。蜀汉的衰亡，不过是重复了这一规律——当人们不再相信“我们是谁”“为了什么而奋斗”，离分崩离析也就不远了。

结语：历史是人性的镜子，从来照见的都是自己

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最终要回到“人性”二字——理想的异化，源于人性的“执念”；制度的崩坏，源于人性的“私欲”；叙事的消解，源于人性的“怀疑”。这些人性的弱点，不是某个时代的特例，而是贯穿历史的常态：诸葛亮的伟大，在于他用“自律”对抗了这些弱点；姜维的悲剧，在于他被这些弱点吞噬；刘禅的平庸，在于他对这些弱点“听之任之”。

读蜀汉的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政权的兴衰，更是每个人可能面临的困境：如何在“理想与现实”间找到平衡？如何用“规则”约束“私欲”？如何让“信念”经得住“现实”的考验？这些问题，诸葛亮曾用“鞠躬尽瘁”作答，姜维曾用“九伐中原”作答，刘禅曾用“乐不思蜀”作答，而每个时代的我们，都在用自己的选择作答。

历史从不是“过去的故事”，而是“未来的预演”。蜀汉的尘埃早已落定，但它留下的叩问永远鲜活：当我们面对与蜀汉君臣相似的困境时，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像诸葛亮那样“带着枷锁跳舞”，还是像姜维那样“执念成狂”，亦或是像刘禅那样“随波逐流”？

答案，就在每个人的心里，也在历史的镜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