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系统性崩塌从“细节溃烂”到“根基断裂”的必然宿命（2/2）

但这种认同在后期逐渐消解。一方面，“北伐”的频繁失利（姜维九伐中原皆无功）让“兴复汉室”从“希望”变成“画饼”，百姓对“汉”的情感纽带逐渐松动；另一方面，刘禅集团的“蜀地本位”操作，加速了“身份撕裂”——他们不再强调“汉”的正统性，反而通过“打压益州派”“纵容腐败”传递出“蜀汉只是蜀地割据政权”的信号。当益州百姓看到的是“外来集团（荆州派）垄断利益+本土人才被压制”的现实，“汉”的认同便让位于“蜀地利益”的计算。

最直观的表现是“抵抗意志的瓦解”。邓艾兵临成都时，朝堂之上，谯周（益州派代表）以“蜀地狭小，难抗大国”为由力主投降，而荆州派竟无一人激烈反驳——此时的“蜀汉”已失去“共抗外敌”的精神纽带，不同派系只算“投降划算与否”的现实账。当百姓在“姓汉还是姓蜀”的身份困惑中失去凝聚力，亡国便成了“成本最低”的选择。

四、制度执行的“虚化”：从“依法治蜀”到“潜规则横行”的溃败

诸葛亮制定的《蜀科》，曾是蜀汉的“制度基石”，其核心是“赏罚分明”：马谡违令失街亭，虽为亲信仍被处斩；王平临危不乱，虽为降将却获重赏。这种“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执行力度，让蜀汉在初期实现了“道不拾遗，强不侵弱”的治理成效。

但到后期，制度逐渐“虚化”为“纸面文字”。黄皓卖官鬻爵，按《蜀科》应“弃市”（死刑），却因“皇帝纵容”免于追责；李严之子李丰“仗势欺人，强占民田”，按律应“削爵流放”，却因“荆州派包庇”仅“罚俸三月”。当“潜规则”（关系、贿赂）取代“明规则”（法律），制度便成了“选择性执行的工具”——对权贵是“保护伞”，对百姓是“紧箍咒”。

制度虚化的终极恶果，是“系统纠错能力的丧失”。诸葛亮时期，有“丞相府掾属”专门负责“谏言纠错”（如董和曾因诸葛亮决策失误而“反复争论十次”）；而刘禅时期，直言进谏者要么被外放（如罗宪），要么被构陷（如姜维被诬“谋反”）。当一个政权失去“自我纠错”的机制，就像人体失去免疫系统，任何小病灶都能发展成绝症。

结语：系统性崩塌的本质是“集体失能”

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从不是“邓艾奇袭阴平”的偶然，而是“顶层失焦+人才坏死+认同消解+制度虚化”形成的系统性崩塌。这一过程如同“温水煮青蛙”：每个环节的溃烂单独看或许“不致命”，但当所有溃烂相互叠加、彼此强化，就会形成“不可逆的衰退”——顶层决策为腐败让路，人才机制为派系牺牲，民心认同为现实利益消解，制度执行被潜规则架空。

当一个政权的“战略目标”“人才活力”“身份认同”“制度权威”同时失效，它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剩下的只是等待“最后一根稻草”的落下。邓艾的奇袭，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那颗砝码，即便没有这场奇袭，蜀汉的崩塌也只是时间问题——毕竟，没有哪个政权能在“集体失能”的泥潭里长久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