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体制性失血（2/2）

三、民心流失：从“主动归附”到“漠然旁观”的终极背叛

一个政权的生死，终究要看百姓的态度。蜀汉初年，百姓“愿为刘氏死”；到后期，却变成“谁来都一样”——这种转变，藏着最真实的民心向背。

从“箪食壶浆”到“闭门不出”：刘备入蜀时，百姓“献牛酒迎于道旁”；诸葛亮北伐，“祁山百姓献粮”；可到姜维北伐，“沿途百姓皆逃入山中”。《三国志》注引《蜀记》记载：景耀五年（262年），姜维率军过武都，“民皆闭户，无敢出者，军中缺粮，竟至掠野”。当军队从“仁义之师”变成“掠夺之兵”，百姓的态度自然从“拥护”变成“躲避”。

从“为汉而战”到“降魏保家”：绵竹之战时，诸葛瞻率领的“禁军”多是“荆襄子弟”，而益州士兵“战则先溃”。有记载称，当时“蜀兵降魏者，日以千计”，甚至有人“为魏军向导，指认蜀军布防”。这些士兵本是百姓的子弟，他们的选择，实则是百姓的选择——当政权只知掠夺，士兵便不愿为其卖命；当家乡被榨干，他们宁愿“换个朝廷”，赌一把新的可能。

从“祭祀汉帝”到“敬土地神”：成都百姓曾在昭烈庙前“焚香祈愿”，后来却把刘备像推倒，换成“土地神”。有老人说：“汉帝太远，管不了咱的口粮；土地神虽小，却能保佑收成。”这种信仰的转变，最能说明问题：百姓不在乎“正统”，只在乎“谁能让他们活下去”。当蜀汉的税吏比土地神还让人恐惧时，他们自然会把虔诚献给更实在的希望。

四、历史的镜鉴：民心是“血脉”，不是“资源”

蜀汉灭亡的根本，从不是“邓艾奇袭”的偶然，也不是“刘禅昏庸”的个人之过，而是一个政权从“为民”到“害民”的质变。它用四十年时间，完成了从“取之有度”到“竭泽而渔”的堕落，从“开放包容”到“封闭内耗”的收缩，从“民心归附”到“民心尽失”的崩塌——就像一个人，先是失血，再是器官衰竭，最后无药可救。

后世常叹“后主昏庸”，却忘了：如果一个体制能让昏君轻易掌权，能让贪官肆意横行，能让百姓活不下去，那问题早已不在“谁当皇帝”，而在这个体制本身。诸葛亮曾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可他没说的是：若贤臣无立足之地，小人能肆意妄为，再贤明的君主也救不了溃烂的根基。

成都武侯祠里，诸葛亮的塑像前常年有人祭拜，而刘禅的塑像却被百姓用石子砸得坑坑洼洼。其实刘禅不过是个“背锅者”，真正杀死蜀汉的，是那个失去约束的掠夺型体制，是那些把民心当“资源”而非“血脉”的权贵，是从“理想”到“贪婪”的彻底异化。

这段历史最终告诉我们：任何政权，若把百姓当“提款机”，把土地当“私产”，把理想当“遮羞布”，终究会被百姓抛弃。民心这东西，薄如蝉翼，你珍惜它，它能撑起重担；你糟践它，它能让你粉身碎骨——这是蜀汉用四十二年寿命换来的教训，也是所有政权都该铭记的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