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根基的崩塌（2/2）

三、制度失效：制衡缺失与派系内耗的恶性循环

蜀汉的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埋下隐患：刘备为巩固权力，过度依赖“荆襄集团”，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封闭体系，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与人才流动机制。

这种封闭性导致两大恶果：一是人才断层。益州本土士人长期被排斥在中枢之外，即便有才能也难以施展（如张裔、杨洪等益州籍官员虽有政绩，却始终未能进入核心决策层），造成“外来人才凋零后，本土人才接不上”的尴尬局面。到后期，朝堂上竟出现“黄皓这样的宦官专权”，本质上是人才匮乏、无人能填补权力真空的表现。

二是派系内耗。荆襄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与姜维的“保守派”和“主战派”之争，诸葛瞻与姜维的矛盾，都消耗着政权的元气。尤其是姜维与诸葛瞻的对立，直接导致防御体系崩溃——当邓艾奇袭阴平时，姜维在沓中被钟会牵制，诸葛瞻在绵竹拒绝接受姜维的军事建议，最终“父子战死”，成都门户洞开。这种“内斗优先于御敌”的制度性缺陷，让政权在危机面前无法形成合力。

更关键的是，蜀汉缺乏自我纠错的机制。当百姓因重赋而不满时，没有“言路”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当士人质疑北伐合理性时，只能通过“谯周着书”这种迂回方式表达；当宦官专权时，朝臣要么“依附求存”，要么“称病归隐”。制度失去了“自我净化”的能力，就像人体失去了免疫系统，再小的病灶也能发展成致命重疾。

四、根本之困：未能完成“本土化”的政权终究是浮萍

蜀汉灭亡的最深层逻辑，在于它始终未能完成从“外来政权”到“本土政权”的转化。刘备集团以“客军”身份入蜀，虽有诸葛亮的“和抚”政策，却始终未能真正融入益州的社会结构——荆襄集团把持权力核心，益州士族被边缘化，普通百姓则在“兴复汉室”的宏大叙事下承受着现实的重压。

这种“外来性”让政权始终像“浮萍”，没有扎下深根。当“汉室正统”的口号能吸引部分士人时，尚可维系；当口号失去吸引力，而本土群体又未被纳入权力体系，政权便成了“无本之木”。反观曹魏（及后来的西晋），虽以“篡汉”起家，却通过“九品中正制”吸纳士族，推行“休养生息”安抚百姓，快速完成了“本土化”整合，成为更能代表中原社会的政权。

成都城破之日，刘禅面缚出降，益州百姓“街陌安堵，秋毫无所犯”，没有反抗也没有悲戚。这种“漠然”正是蜀汉未能扎根的证明——百姓不觉得这是“亡国”，只当是“换了个管理者”。对他们而言，谁来统治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让他们“安其居、乐其业”，而这恰恰是蜀汉后期最没能提供的。

从民心离散到信仰消解，从制度失效到本土化失败，蜀汉的灭亡不是某个人的过错，也不是某场战役的偶然，而是一个未能与土地、与人民真正结合的政权，在历史浪潮中必然的结局。它的兴衰警示后世：任何政权，若不能扎根于民心，不能回应民众的真实需求，即便顶着再辉煌的招牌，终究会被时代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