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蜀汉灭亡的根本在于“人治”对“法治”的全面替代（2/2）

理想的异化，本质是制度未能将“兴复汉室”转化为“民生实惠”。曹魏通过“屯田制”让百姓“衣食足而知荣辱”，东吴靠“复客制”让流民“安家乐业”，而蜀汉后期的赋税是曹魏的7倍、东吴的5倍，徭役“月至十日”，连“织妇”都要缴纳“布帛税”。《蜀记》记载，景耀年间“蜀地大饥，流民入魏者月以千计”，民间传唱“汉家天子远，不如魏侯近”——当理想不能转化为民生改善，民众自然会“用脚投票”。

更可悲的是，“兴复汉室”的符号化，让朝堂失去了纠错能力。当谯周写下《仇国论》，指出“因余之国（蜀汉），地小而兵少，好战而民疲，其亡可立而待也”时，竟被斥为“妄议朝政”；当姜维“十年九伐”导致“民皆菜色”，朝臣虽有不满却不敢言——因为“反对北伐”就是“反对丞相遗志”，就是“不忠于汉室”。这种“符号绑架”，让整个政权在错误的轨道上一路狂奔，直到撞上南墙。

四、人治替代法治的终极恶果：制度失去“自我修复能力”

法治与入治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有“自我修复机制”。法治通过明确的规则、制衡的权力、开放的渠道，让政权能在矛盾爆发前化解危机；而人治则依赖“能人的明智”，一旦能人缺席或堕落，矛盾便会瞬间总爆发。

蜀汉的制度从一开始就缺乏这种修复能力：

- 没有“权力制衡”，丞相权力凌驾于皇权与相权之上，诸葛亮之后，蒋琬、费祎因“威望不足”难以驾驭全局，最终导致“黄皓专权”；

- 没有“人才流动机制”，圈子壁垒让益州人才无法进入中枢，最终“朝中无可用之才”；

- 没有“民意反馈渠道”，流民“入魏”的信号未能传递至朝堂，直到邓艾兵临城下才“仓促降魏”。

当一个政权失去自我修复能力，就像一棵内部被虫蛀空的大树，看似枝繁叶茂，一阵风就能吹倒。邓艾的奇袭只是那阵风，而虫子早已把树心蛀空了。

结语：历史的镜鉴

蜀汉的灭亡，是“人治”战胜“法治”的必然结局。它警示后世：一个政权的生命力，不在于有多么响亮的口号，不在于有多么杰出的领袖，而在于是否有一套能“吸纳多元、平衡利益、回应民生”的制度——这套制度能在“能人”缺席时正常运转，能在矛盾爆发前主动修复，能让“理想”真正落地为“民生”。

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蜀汉的兴衰，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政权的崩塌，更是一部“人治必然败给法治”的教科书。毕竟，依赖“能人”的光芒，不如构建“制度”的灯塔——光芒总有熄灭的一天，而灯塔才能指引长久的航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