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制度惯性与改革困境（2/2）
蒋琬、费祎时期，法治开始出现“选择性执行”。蒋琬对荆襄旧部的“小过”往往“寝而不问”，如杨仪因“怨望诽谤”本应处死，却仅“废为民”；对益州士族则“执法必严”，张裔之子张毣因“擅发徭役”被流放南中。费祎虽试图调和，却因“宽纵过度”导致贪腐滋生——据《三国志·董允传》，黄皓在费祎时期开始干预朝政，“稍豫政事，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却因费祎“弗能诛也”而愈发猖獗。法治的天平开始向荆襄集团倾斜，公信力逐渐流失。
刘禅后期，法治彻底沦为“压制工具”。黄皓与陈祗勾结，将《蜀科》变为排除异己的武器：罗宪因“不与皓交好”被外放巴东，孟光因“直言极谏”被罢官，连宗室刘永也因“憎皓”而“十余年不得朝见”。与此同时，益州士族则通过“联姻、包庇”规避法律——广汉太守李邈因“诽谤先帝”被处死，其家族却因“与谯周通婚”而未受牵连；蜀郡豪强张慕“放纵部曲，侵掠百姓”，却因“赂遗皓金帛”而免于追究。法治的双重标准，让民众彻底失望，“蜀地童谣曰：‘皓啊皓，入我家，夺我食，莫敢言’”（《华阳国志》），正是这种失望的写照。
法治异化的终极恶果，是制度失去纠错能力。当姜维奏报“钟会治兵关中，欲图蜀”时，黄皓可以“巫鬼之言”压下不报；当邓艾偷渡阴平的消息传来，朝廷可以“法不责众”为由拒绝动员益州士族的私兵；当诸葛瞻在绵竹战败，竟无法律追究相关责任人——整个制度已瘫痪到“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地步。对比曹魏的“法治渐宽”与东吴的“科条简化”，蜀汉的法治异化显得尤为刺眼，它不仅未能缓解矛盾，反而成为矛盾激化的催化剂。
四、自救尝试的夭折：从“制度微调”到“全面失控”
蜀汉中后期并非没有自救的机会，但每一次尝试都因制度惯性而夭折：蒋琬的“东下之策”因“朝议反对”流产，费祎的“休养生息”因“北伐压力”中断，姜维的“胡汉并力”因“士族抵制”失败。这些夭折的自救，印证了结构性僵化的顽固性——当制度本身已产生排斥改革的抗体，任何局部调整都只能是徒劳。
蒋琬的“东下之策”，是对北伐路径的首次修正。他认为“数出祁山，粮道险恶，终难成功”，主张“乘汉水、沔水东下，袭取魏兴、上庸”，开辟新的战场。这一方案若能实施，或许能避开曹魏重兵布防的关中，减轻益州的后勤压力。但荆襄集团的元老们以“东下有顺流之险，万一不利，还路甚难”为由强烈反对，最终蒋琬不得不“上疏自陈谢过”，放弃了改革。反对者的深层担忧，是东下作战可能需要依赖东州集团与益州士族的支持，动摇荆襄集团的垄断地位——制度的惯性，让他们宁愿维持低效的北伐，也不愿冒险打破权力平衡。
费祎的“休养生息”，是对经济政策的有限调整。他削减北伐军费，将“什二税”降至“什一税”，恢复“盐铁专卖”的利润率至50%，甚至允许益州士族参与蜀锦贸易。这些措施使蜀汉的经济略有起色，“延熙十年（公元247年），仓廪丰实，百姓乐业”（《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但这种调整遭到双重压力：姜维等主战派指责其“忘先帝之志，怀苟安之心”，荆襄集团的既得利益者则不满“分利与蜀人”。费祎遇刺（公元253年）后，他的政策被迅速废除，蜀汉重新回到“以战养战”的老路——制度的惯性，让短暂的喘息变成了回光返照。
姜维的“胡汉并力”，是军事策略的最后尝试。他试图联合羌、胡等少数民族“断陇右，扰关中”，弥补蜀军兵力不足的短板。延熙十七年（公元254年），姜维“自狄道进军，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斩首万余级”，一度取得成效。但这种策略需要尊重少数民族利益，而蜀汉长期对南中、陇右的“掠夺式征调”已失去信任基础——羌人首领白虎文曾说“蜀人欺我久矣，宁降魏，不附蜀”（《三国志·郭淮传》）。更重要的是，益州士族担心“胡汉并力”会壮大姜维的军权，暗中阻挠“粮草转运”，最终导致姜维“每战必困于粮道”。这场自救，在内外夹击下彻底失败。
自救尝试的接连夭折，证明蜀汉的制度已病入膏肓。它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马车，明知前方是悬崖，却因惯性无法停下。当钟会、邓艾的大军兵临城下时，蜀汉的统治集团既无反抗的实力，也无改革的勇气，只能在“降、战、逃”的争论中等待终结——这种终结，与其说是被外敌击败，不如说是被自身的制度惯性拖入深渊。
结语：制度僵化的历史魔咒
蜀汉中后期的结构性僵化，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规律：任何制度若不能自我更新、包容异见、回应民生，终将陷入“惯性滑行”的魔咒。权力继承的闭环、北伐政策的路径依赖、法治体系的异化，共同构成了窒息蜀汉生机的枷锁，而每一次自救尝试的夭折，都让这副枷锁收得更紧。
诸葛亮去世后的蜀汉，就像失去了舵手的航船，在“荆襄集团垄断”的旧航道上随波逐流，既无法转向“本土化”的新航线，也无力抵御“曹魏南下”的巨浪。当制度的惯性压倒个体的努力，灭亡便不再是偶然事件，而是历史对僵化政权的必然清算。
后世的历史反复印证着这一规律：西晋因“门阀垄断”而速亡，南宋因“求和惯性”而偏安，明末因“党争僵化”而崩溃。这些政权的命运，与蜀汉何其相似——它们都曾有过自救的机会，却终因制度的惯性而错失，最终在内外交困中走向覆灭。
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或许正在于此：不是某个君主的昏庸，也不是某个大臣的奸佞，而是制度失去了自我革新的能力，在僵化的轨道上一步步滑向深渊。这，才是最值得后世警惕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