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蜀汉遗产的消解（2/2）

减轻赋税是最直接的措施。蜀汉时期，为支撑北伐，益州民众承担着沉重的赋税，“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成为常态。曹魏平定益州后，司马昭下令“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赋之半五年”，即五年内赋税减半。据《晋书·食货志》，西晋初年益州的赋税标准为“亩收三升”，远低于蜀汉时期的“亩收五升”，这种减负让民众切实感受到政权更迭的好处。

释放劳动力，恢复农业生产。蜀汉为维持庞大的军队和官僚体系，“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占总人口的15%，大量青壮劳动力脱离农业。曹魏将部分蜀军士兵“解甲归田”，并削减官吏数量，“省并郡县，减冗官”，让劳动力回归土地。同时，曹魏还修复了因战争受损的水利设施，如都江堰的岁修制度被恢复，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

调整资源掠夺政策，缓和民族矛盾。蜀汉对南中采取“以战养战”的掠夺式开发，“赋出叟、濮，充继军资”，导致夷人不断叛乱。曹魏改为“抚夷政策”，任命南中豪族担任地方官，“以夷治夷”，减少军事干预，仅保留少量驻军维持秩序。这种调整，不仅降低了统治成本，也让南中地区从“负担”变为“稳定的后方”。

经济政策的转向，让益州民众的生活迅速改善。西晋初年，成都平原“百姓丰乐，户口殷实”，与蜀汉末年“民皆菜色”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民生的改善，比任何政治宣传都更能赢得人心，也让民众逐渐淡忘蜀汉，认同新政权的统治。

四、文化认同的改写：从“尊汉贬曹”到“魏晋正统”

文化认同的变迁，是蜀汉遗产消解最深层的体现。曹魏-西晋通过改写历史记忆、重塑价值观念，将益州从“汉统之地”转变为“魏晋版图”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上的“同化”，彻底终结了蜀汉复兴的可能性。

史书编纂的导向性是重要手段。陈寿的《三国志》将曹魏列为“正统”，蜀汉、东吴为“载记”，这种叙事框架的确立，影响了后世对三国历史的认知。在《三国志·蜀书》中，陈寿虽肯定诸葛亮的“治世之才”，却也直言蜀汉“国狭民寡，势孤力弱”，暗示其灭亡的必然性。这种“官方历史”的书写，逐渐取代了蜀汉的“正统叙事”。

教育内容的调整则影响深远。蜀汉时期，太学讲授的多为《春秋》《尚书》等“尊汉”经典，诸葛亮还亲自撰写《便宜十六策》作为教材，强调“兴复汉室”的使命。曹魏灭蜀后，将太学教材改为《晋律》《论语》等，并派遣中原学者入蜀讲学，传播“魏晋正统”观念。到西晋时期，益州的学子已普遍接受“魏代汉、晋代魏”的历史逻辑，“兴复汉室”成为遥远的传说。

民间记忆的淡化加速了这一进程。随着时间推移，经历过蜀汉的一代人逐渐老去，年轻一代对“汉”的记忆越来越模糊。西晋初年，益州民间虽仍有祭祀诸葛亮的习俗，但更多是出于对其“治蜀”能力的怀念，而非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西晋时期成都的武侯祠已与“汉昭烈庙”分离，成为独立的祭祀场所，象征着诸葛亮的“个人符号”与蜀汉的“政权符号”被剥离。

文化认同的改写，使益州彻底融入魏晋版图。到永嘉之乱（公元311年）时，益州士民已将自己视为“晋人”，当李雄在成都建立成汉政权时，遭到了益州士族的强烈反对，这与当年他们支持降魏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转变，证明曹魏-西晋的文化同化政策已完全成功，也从根本上断绝了蜀汉复兴的文化基础。

结语：“外来政权”的必然结局

蜀汉灭亡后，益州社会的重构过程，本质上是对“外来政权”遗产的系统性清除。从政治符号的解构到权力结构的本土化，从经济政策的调整到文化认同的改写，每一步都在证明：蜀汉的统治始终是“悬浮”在益州社会之上的，它未能与本土势力真正融合，未能回应民众的根本诉求，最终在外部压力下崩塌。

当西晋的官吏在成都平原推行新政策，当益州士族的子弟在洛阳的太学读书，当年轻的蜀人不再知晓“兴复汉室”的口号时，这个曾经的“汉祚延续者”，已彻底沦为历史的注脚。

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或许就在于此：任何一个无法扎根于本土、无法获得民众真正认同的政权，无论有多么辉煌的理想、多么杰出的领袖，终究难以长久。历史的浪潮，终将淘洗去所有“外来者”的痕迹，只留下与土地共生的文明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