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请战表（2/2）

诸葛亮的南征（公元225年），虽达成“南中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的表面成果，却未能建立有效的统治。他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任命当地豪族如孟获为御史中丞，让他们“世领其地”，实则是默认了南中的半独立状态。据《三国志·李恢传》记载，李恢治理南中时，“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这种掠夺式的资源索取，导致“夷人怨恨，屡起叛乱”。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刘胄叛乱；延熙三年（公元240年），张嶷平定越嶲郡叛乱；延熙十年（公元247年），汶山郡夷人反——南中几乎每隔数年就爆发一次叛乱，证明蜀汉的统治从未稳固。

南中的经济条件也无法支撑一个流亡政权。该地区“土地贫瘠，物产寡薄”，主要产出为耕牛、战马、犀革等，缺乏粮食储备。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南中七郡的户口仅占蜀汉全国的15%，却需供养大量驻军，经济早已不堪重负。若刘禅率朝廷南迁，仅粮食供应就难以维持，更别说组织反攻。

最关键的是，南中豪族对蜀汉并无忠诚可言。他们之所以臣服，不过是畏惧诸葛亮的军事威慑，一旦蜀汉国力衰退，必然趁机自立。谯周在驳斥南逃之议时说得透彻：“南中诸夷，平常无供，犹数反叛，今若内徙，必增其负担，叛必更速。届时陛下欲归无路，欲战无兵，悔之晚矣。”后来的历史也验证了这一点：蜀汉灭亡后，南中豪族很快归附曹魏，并未有任何“复蜀”举动。

南逃之议的被否决，不仅因为南中不可靠，更因为益州士族的反对。他们的田产、宗族都在成都平原，若跟随刘禅南迁，必然失去所有根基。当朝堂上无人支持南逃时，这条看似可行的“退路”，实则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四、刘禅的“理性”：弱势君主的生存逻辑

后世多以“乐不思蜀”嘲讽刘禅的昏庸，但细究他的投降决策，却能看到一个弱势君主在绝境中的生存智慧。对刘禅而言，“降魏”并非突然的怯懦，而是基于对自身处境、政权本质和现实利益的综合判断。

从个人安危看，刘禅清楚抵抗的结局。当时成都城内“兵不满万，粮仅一月”，而邓艾的军队虽经阴平险路损耗，仍有三万余人，且士气正盛。若死守，轻则被俘受辱，重则如刘谌所言“宗室无遗类”。而曹魏有善待降君的先例：汉献帝刘协被封为山阳公，食邑万户；原蜀汉将领孟达降魏后，被封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刘禅判断“降魏”可保性命，后来他被封为“安乐公”，食邑万户，确实实现了“全身保族”的目标。

从政权本质看，刘禅或许早已意识到蜀汉的脆弱性。这个由外来集团建立的政权，始终未能融入益州社会，当军事防线崩溃后，失去的不仅是土地，更是统治的合法性。他在降书中自称“限分江汉，遇值深远，阶缘蜀土，斗绝一隅”，刻意淡化“汉室正统”的身份，承认蜀汉不过是“据有巴蜀”的地方政权，这种自我定位的调整，实则是对现实的妥协。

从统治基础看，刘禅对群臣的忠诚度已不抱希望。黄皓专权时，官员“或附皓，或避之”，人心涣散；诸葛瞻在绵竹战败前感叹“内不能除黄皓，外不能制姜维”，可见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深重。当邓艾兵临城下时，刘禅曾试图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却发现“群臣或默，或言降，无一人言战”，这种孤立无援让他明白，继续抵抗只会沦为孤家寡人。

刘禅的“乐不思蜀”，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当司马昭在洛阳设宴试探：“颇思蜀否？”他答：“此间乐，不思蜀。”看似没心没肺，实则避免了被猜忌加害。这种“示弱”的智慧，让他在曹魏的监控下安度余生，比后来东吴末帝孙皓因“出言不逊”被杀的结局好得多。对一个失去权力的君主而言，“活着”或许就是最后的胜利。

结语：认同缺失下的必然落幕

成都城的降旗升起时，标志着蜀汉政权的终结，也宣告了一个时代命题的答案：一个无法获得本土民众认同的外来政权，无论如何标榜“正统”，终究难以长久。益州士族的现实选择、正统叙事的崩塌、边疆治理的困境，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核心——蜀汉从未真正成为“益州之蜀”，而只是“荆襄集团之蜀”。

当刘禅走出成都城门，向邓艾献上印绶时，或许会想起建安十九年刘备入蜀时的场景：那时的益州百姓曾夹道欢迎，期待“仁政”的到来；四十三年后，他们却平静地接受了新的统治者。这种态度的转变，不是因为民众健忘，而是因为蜀汉用四十年的统治证明，它终究是一个“外来者”。

灭亡蜀国的，从来不是邓艾的奇袭，也不是刘禅的昏庸，而是那种深入骨髓的认同缺失。这或许是蜀国灭亡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