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第32章（2/2）

刘备入蜀初期，其军事核心层堪称豪华：关羽、张飞、赵云等“五虎上将”皆是百战之将，魏延、黄忠等将领也能独当一面。即便是降将，如马超（原凉州军阀）、王平（原曹魏将领），也能得到重用——王平在街亭之战中力挽狂澜，后被任命为镇北大将军，镇守汉中，成为防御曹魏的核心力量。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风格，使蜀汉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仍能与魏、吴抗衡。

诸葛亮执政后，虽延续了任人唯贤的传统，却也埋下了人才断层的隐患。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的集权风格，压抑了下属的主动性；对将领的要求过于严苛，马谡失街亭被斩，李严因运粮延误被废，虽彰显了法治精神，却也导致“贤才畏罪而不敢进”。蒋琬、费祎作为诸葛亮选定的继承者，虽擅长内政，却缺乏军事才能——蒋琬曾计划“乘水东下袭魏兴、上庸”，因众将反对而作罢；费祎则“常裁制姜维，与其兵不过万人”，直接限制了军事人才的成长。

到姜维时期，蜀汉的军事人才已出现“青黄不接”的危机。能独当一面的将领仅剩张翼、廖化、董厥等人，而三人中，廖化已年过七旬，张翼反对北伐，董厥缺乏实战经验。更严重的是，姜维与其他将领的矛盾加剧了内耗——张翼曾在朝堂上直言“姜维之出，国用疲竭，宜罢兵息民”，两人因此结怨；诸葛瞻（诸葛亮之子）甚至与董厥密谋“表后主，以阎宇代维”。这种将帅失和，使蜀军在大敌当前时难以形成合力。

钟会、邓艾伐蜀时，蜀汉能调动的将领中，傅佥战死阳安关，诸葛瞻兵败绵竹（今四川德阳），马邈投降江油关，最终竟无一人能组织有效抵抗。当邓艾兵临成都时，刘禅身边除了主张投降的谯周，竟无一位将领愿率军死战——这种人才凋零的悲凉，恰是蜀汉军事体系崩溃的最直观写照。

四、民心向背的逆转：从“箪食壶浆”到“望风归降”的认同危机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古训在蜀汉灭亡的过程中得到了残酷验证。从刘备入蜀时的“百姓夹道欢迎”到刘禅降魏时的“士民莫不流涕”，短短四十年间，益州民众对蜀汉政权的情感已从拥护转为疏离，而这种转变的根源，是长期的战争消耗与政治压迫。

刘备夺取益州时（公元214年），曾与士民约法三章：“缓刑弛禁，宽仁百姓”，加上刘璋统治时期“性宽柔，无威略，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益州民众对刘备集团一度抱有期待。诸葛亮执政初期，虽推行严刑峻法，却“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使“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赢得了士民的敬畏。此时的蜀汉，虽偏安一隅，却仍有“兴复汉室”的精神凝聚力。

但频繁的北伐逐渐消磨了这份认同。从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到景耀五年（公元262年），蜀汉在三十四年间发动了十一次北伐（诸葛亮五次，姜维六次），平均每三年一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益州民众不堪重负。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蜀记》记载，蜀汉灭亡时，“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也就是说，每九名百姓就要供养一名士兵或官吏，这种比例在三国中是最高的。当时的益州，“民有菜色，道殣相望”，连谯周都在《仇国论》中借“因余之国”（暗指蜀汉）与“肇建之国”（暗指曹魏）的对话，批判穷兵黩武：“处小而攻大，疏爵而赏捷，力少而不畏强，兵疲而好战，此亡国之风也。”

政治腐败进一步加剧了民心的流失。黄皓专权期间，“贿赂公行，政以贿成”，地方官员为讨好宦官，肆意搜刮民财，导致“百姓失业，嗷鸿遍野”。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当时益州士族“皆怨皓浊乱国政”，普通民众更是“思魏之德”。当邓艾大军进入益州后，“秋毫无犯，百姓安堵”，甚至出现“蜀民多降”的景象——这种“敌至不抗”的现象，绝非单纯的怯懦，而是民心向背的真实反映。

结语：防御体系崩溃背后的民心离散

阴平古道的奇袭之所以能成功，表面看是姜维战略失误与邓艾军事冒险的结合，实则是蜀汉国防体系全面崩塌的必然。从汉中防线的自毁到情报网络的瘫痪，从军事人才的凋零到民心向背的逆转，这个曾以“汉室正统”自居的政权，最终在内外交困中失去了抵抗的意志。

当刘禅在成都城头竖起降旗时，或许会想起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告诫：“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但历史无法重来，蜀汉的灭亡，不仅是一个政权的终结，更是一个时代的警示——任何无视民生、背离民心的统治，即便有天险可依、有忠臣可恃，最终也难逃崩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