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4章 岭南海燕栖盛唐：张九龄的浮沉与王朝兴衰密码（1/2）

2025年秋，西安长安区的唐代墓葬考古现场，铁锹与泥土碰撞的脆响里，一卷泛黄的墓志铭缓缓显露真容。碑刻字迹虽有磨损，“董韶荣”三字仍清晰可辨，考古人员循着史料溯源，竟牵出一段盛唐往事——这位离世于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廿六日的女子，正是唐代名相、诗人张九龄的发妻。

而此刻再翻《资治通鉴》，恰能查到关键一笔：就在董韶荣离世前几日，张九龄刚从大唐权力中枢跌落，被贬为荆州长史。一边是结发妻子撒手人寰，一边是半生仕途骤然倾覆，开元二十五年的暮春，对这位年过半百的宰相而言，是命运掷下的双重重击。

从岭南瘴疠之地走出的天才少年，到跻身长安朝堂的一品宰相，再到晚年被贬的失意官员，张九龄的六十余载人生，像一条穿越盛唐的河流，既映照着个人的荣光与坎坷，更藏着大唐由盛转衰的隐秘密码。

一、瘴疠岭南出俊才，十三提笔动都督

唐代的岭南，从不是中原文人向往的沃土。彼时的岭南道，辖着今天的闽粤琼桂之地，虽归大唐版图，却因山林密布、湿热难耐，成了瘴气横行的“险远之乡”。诗人宋之问被贬泷州时，曾在诗里写尽此间恐怖：夜里与蛟螭同眠，清晨踏着瘴气赶路；韩愈更直言岭南“鳄鱼大于船”，寻常人踏入此地，堪比闯一场生死未卜的“荒野求生”。

长安二年（后当即应允，下令由张九龄主持修路工程。

可修路之难，远超想象。大庾岭海拔千余米，山势险峻，“仰视青天如一线”，山间溪流纵横，地质复杂。为了摸清地势，张九龄亲自带着随从登山勘探，白天顶着烈日穿梭在丛林间，脚下的草鞋磨破了一双又一双，手上被树枝划满了伤痕；晚上则在临时搭建的茅草屋里，对着图纸反复推演，常常彻夜不眠。

工程动工后，他又召集农闲时节的农民参与劳作，没有大型器械，就靠锄头、铁锹一点点凿山开路，靠绳索、木架一点点运送石料。山间瘴气重，不少民工病倒，张九龄便让人采来当地的草药熬汤，亲自照料；工期紧张时，他也挽起袖子与民工一同劳作，汗水浸透了衣衫，却从未喊过一句苦。

历经数年艰辛，一条长约四千米的平坦大道终于贯通大庾岭。道路宽得能容纳五辆马车并行，两侧栽种的红白梅花，在花开时节香满山路，昔日“颠跻用惕”的险途，变成了“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通途。

这条大庾岭古道，彻底改变了五岭南北的交通格局：海外货物经岭南上岸，可从古道翻过大庾岭，入江西赣江，再汇入长江，实现了珠江与长江流域的联通；更重要的是，大唐的文化与政令，顺着这条古道向南延伸，岭南的人才与物产，也顺着古道向北流动。明人邱浚后来曾说，这路一开，岭南的人才才得以走出，中原的声教才得以远播，这话半点不假——而对张九龄而言，这条古道既是他留名青史的功绩，更像他人生的隐喻：跨越了岭南与中原的天堑，也为自己的仕途铺就了一条坦途。

三、长安宦海起沉浮，伯乐逝去再登庸

开元八年（720年）后，张九龄的仕途迎来快速升迁，这背后，离不开张说的鼎力扶持。此时的张说，早已重返朝堂，深得唐玄宗信任，从太子侍读一路做到中书令。感念当年的知遇之恩，更认可张九龄的才华，张说多次向玄宗举荐他，还亲自点拨他处理政务的技巧。

在张说的帮助下，张九龄历任司勋员外郎、中书舍人，还被封为曲江县男，食邑三百户，两年内就从六品官员超授为五品，一时在长安朝堂风光无两。可他心里清楚，张说虽宠信自己，却也因偏袒亲信、专权行事，树敌无数，这场风光背后，藏着看不见的危机。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决定赴泰山封禅，任命张说为封禅使。按照惯例，随驾封禅的官员可晋升一级，可张说却动了私心：他故意只带亲信随行，将亲信越级提拔至五品，对其他官员百般排挤；更过分的是，他只给随行士兵加勋，却不赏赐财物，引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

封禅前夕，张九龄特意找到张说，劝他：“封禅是国家大典，晋升官员当以德行声望为先，若只偏袒亲信，恐会引发众怒，祸及自身啊。”可彼时的张说，早已被权势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把这番劝谏放在心上。

果不其然，封禅结束后没多久，御史中丞宇文融、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李林甫就联合上书，弹劾张说受贿专权。唐玄宗震怒，下令将张说罢官，让他在家修史。作为张说一手提拔的亲信，张九龄自然难逃牵连，被宇文融猛烈攻击，先被贬为太常少卿，后又改为冀州刺史。

看着年事已高的母亲，想着河北路途遥远，张九龄上书玄宗，请求调任近处。玄宗念及他修大庾岭古道的功绩，应允了他的请求，将他调到洪州、桂州任职，兼岭南道按察使，方便他回乡探亲。开元十五年（727年），五十岁的张九龄再度回到岭南故土，站在熟悉的曲江岸边，他写下了《在郡秋怀》：“秋风入前林，萧瑟鸣高枝。寂寞游子思，寤叹何人知。宦成名不立，志存岁已驰。”

五十而知天命，可他的经邦济世之志，还没来得及实现；一生追求的功名，也还没真正立住。秋风萧瑟，落叶飘零，这位被贬的官员，在故土的山水间，藏着满心的不甘与怅惘。他像一只暂歇的海燕，虽暂时收起了翅膀，却从未忘记翱翔的方向。

蛰伏的日子没过多久，命运的转机再度降临。开元十八年（730年）十二月，远在岭南的张九龄收到消息：张说去世了。这位既是伯乐又是知己的长辈离世，让他悲痛不已，提笔写下《祭张燕公文》，字里行间满是怀念：“人亡令则，国失良相，学堕司南，文殒宗匠。”

而长安城里，唐玄宗也在悼念张说的悲痛中，想起了张说生前的举荐——张说曾多次对他说，张九龄有王佐之才，可堪大用。就这样，唐玄宗下诏，将张九龄召回京城，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主持集贤院事务。

一次，玄宗为给渤海国写诏书发愁，召集张九龄前来。只见张九龄拿起毛笔，略一思索，便挥毫而就，诏书措辞得体、条理清晰，完美契合大唐的国威。玄宗捧着诏书，大喜过望，不禁感叹：“此前我只当你是儒学之士，没想到竟有如此王佐之才，今日得你，当以经术助我治理天下！”

此后，张九龄虽因母亲去世回乡丁忧，可守丧期未满，玄宗就急着下诏书召他回京，诏书里写得恳切：“不有至孝，谁能尽忠？苍生盼你归朝，不可拘泥于常礼！”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张九龄被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升任中书令——这个唐代宰相的核心职位，让他终于踏入了大唐权力中枢，站到了仕途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