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南使北来（2/2）

清廷依礼部旧例，派员接待，但态度倨傲冷淡。首次正式会见在礼部衙门进行，主持的仅是礼部一名满侍郎，地位远低于钱谦益本来的官阶，意图羞辱。然而，钱谦益何等人物，早已预料于此。他身着大明官服，手持象笏，举止从容，气度雍容。面对清臣的怠慢，他并不争执官阶高低，而是开门见山，直奔“祭陵”主题，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言及“君臣大义”、“华夏礼法”，句句绵里藏针，让那满侍郎难以应对，场面反倒尴尬。

此后数日，清廷故意拖延，不安排觐见顺治皇帝，也不提祭陵正事。钱谦益也不急不躁，每日只在馆驿内读书写字，或与副使张煌言等人研讨时局。张煌言则借护卫之便，暗中观察北京城防、物价民心，并通过早年埋下的暗线，秘密收集情报。

使团的存在，本身就如同一块投入死水的巨石。尽管清廷严密封锁消息，但“南朝使者来祭奠先帝”的风声，仍不胫而走，在北京城的汉官士子乃至百姓中悄悄流传。一些心怀故明的旧臣，如龚鼎孳等人，虽不敢明面接触，却也想方设法传递信息，表达暗中支持。这使得清廷更加如坐针毡。

僵持半月后，多尔衮终于在内廷召见了钱谦益，但规格依旧压低，顺治帝并未出面。会谈中，多尔衮态度强硬，斥责南明“僭号”、“扰边”，要求其“去帝号，归顺朝廷”。钱谦益则不卑不亢，从容应对，他先是痛陈清军入关后屠城、圈地、剃发等暴行，言明永历帝乃承继大明正统，吊民伐罪；继而话锋一转，巧妙地将话题引向“议和”的可能性，但前提是清帝“去帝号，称臣纳贡，退出关外”，并抛出一个试探性的提议：“若摄政王愿息兵戈，为民请命，我朝或可许以王爵，世镇燕京……”

此言一出，满殿皆惊！这已非简单的使者言辞，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诱降与离间！意在挑拨多尔衮与顺治皇帝及满洲亲贵的关系。多尔衮勃然变色，几乎要当场发作，但终究强忍下来，厉声驳斥后，便草草结束了会见。

会谈虽不欢而散，但钱谦益的使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成。他成功地将大明政权“政治正统性”与“军事威慑力”的信号，直接传递到了清廷最高决策层，并在其内部播下了猜疑的种子。使团带来的《大明时报》（上面刊载着武昌大捷、新政成效等），虽被清方查抄，但其内容仍通过各种渠道小范围流传，引起不少汉官的私下议论。

最终，清廷以“祭陵之事，体大，需从长计议”为借口，无限期拖延，并下达了逐客令。钱谦益知不可久留，在完成了一系列秘密接触后，率使团安然南返。

离京那日，北京天空阴沉。钱谦益立于车辕，回望那笼罩在暮色中的紫禁城，心中百感交集。他知道，此番北上，虽未达成表面目的，但已如一颗石子，投入了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湖面。南使北来，其意义远不止于礼仪之争，而是一次成功的政治宣传战、心理攻坚战。 它向天下宣告：大明，不仅军威重振，更已重返政治舞台的中心，开始主动争夺人心与道义的高地。北方的坚冰，已被撬开了一道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