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章 历史名相（27）（2/2）

当年王莽乱政，把汉朝的典籍烧的烧、丢的丢，朕登基后想查郡县户口、赋税旧制，连本完整的文书都找不到，只能派人去民间寻访老吏，一点点拼凑。这时候才明白，萧何当年在咸阳抢着搬秦典，是为汉朝抢下了‘治国说明书’——没有那些文书，西汉哪能快速稳定政局？朕后来让邓禹主持整理东汉典籍，就是学萧何的样子，怕后世再遭‘无典可依’的难。

还有‘萧规曹随’，萧何跟曹参有私怨，却在临终前力荐曹参为相，还让曹参沿用自己的制度。朕当年平定天下后，也面临‘改制度’还是‘守旧制’的选择——有人劝朕‘革除西汉旧弊，另立新法’，朕却想起萧何的例子：制度好不好，要看百姓安不安。西汉的‘休养生息’之策本就没错，错在后期的外戚、宦官乱政，朕何必为了‘改弦更张’的虚名，让百姓再遭折腾？所以朕沿用了西汉的郡县制、赋税制，只在吏治上稍作调整，果然没几年，天下就安定下来了。

萧何最难得的，是他‘知进退’——功高盖主却不骄，权倾朝野却不贪。朕手下的邓禹、冯异，虽也有大功，却偶尔会因封赏争几句，可萧何呢？刘邦给他加五千户食邑，他反而推辞，还把家里的钱捐给军队。这种‘不贪权、不贪财’的臣子，才是帝王最该信任的。朕常跟大臣说，要学萧何的‘稳’——治国如建房，萧何就是那个把地基打牢的人，没有牢地基，再华丽的房子也会塌。”

隋文帝杨坚（隋）

“朕统一南北后，最看重萧何‘制度奠基’的本事。他定郡县制、编《九章律》，让西汉从‘乱世’走向‘治世’；朕废九品中正制、行三省六部制、编《开皇律》，也是想为隋朝打牢‘长治久安’的根基——这都是从萧何身上学的‘治世逻辑’。

萧何当年在咸阳抢搬秦典，让朕明白‘典籍与制度’是王朝的‘根’。南北朝战乱多年，各国制度混乱，朕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整理历代律法、户籍，像萧何那样‘为新朝找依据’。后来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也是受他‘劝农养民’的启发——只有百姓有田种、有饭吃，王朝才能稳。

但朕也警惕萧何‘权太重’的问题。刘邦让他独掌关中大权，虽没出乱子，却也给后世‘权臣干政’埋下隐患。朕设三省六部，让相权分属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就是怕再出一个‘独掌大权的萧何’——江山要稳，既要靠能臣，更要靠制度制衡，这点朕比刘邦想得更细。”

唐太宗李世民（唐）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臣为镜，可明得失。萧何，便是朕最常对照的‘臣子镜’。朕看萧何，最佩服他三个‘不’：不贪功、不恋权、不避嫌。

先说‘不贪功’。楚汉争霸，萧何守关中，韩信打胜仗，张良出计谋，论功劳，萧何看似‘没上战场’，却被刘邦列为‘第一功臣’，他从不辩解‘我没打仗，功劳不该这么大’，也不跟韩信、张良争功——因为他知道，汉朝的根基在后方，他的功是‘隐形的功’，是‘保国之功’。朕手下的房玄龄，也像萧何这般——每次打胜仗，诸将都争着报战功，唯有房玄龄默默整理粮草损耗、兵力调配的文书，朕常说‘房玄龄是朕的萧何’，就是赞他‘不贪眼前功，只谋长远利’。

再说‘不恋权’。萧何当相国时，刘邦多次试探他，他要么自污名节，要么把子弟送往前线当人质，甚至在刘邦想换相时，主动推荐曹参——他从没想过‘把相权攥在自己手里’，更没想过‘培养势力跟皇帝抗衡’。朕登基后，虽设三省六部分相权，却也常提醒房玄龄、杜如晦：‘你们要学萧何，权是用来治国的，不是用来谋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