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迟来的“诗与信”（中）信里的“未说出口”（1/2）

信笺上的字迹像被春雨浸过的棉线，有些地方洇开了淡淡的墨晕，像谁在写字时没忍住，落了几滴泪在纸上，把那些藏在笔画里的心事泡得发胀。阿哲的指尖轻轻按在洇墨的地方，纸页薄得像蝉翼，却透着沉甸甸的分量，他深吸一口气，才继续往下念，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哑：“一尘，见字如面。你说要等我回来一起办‘春日诗会’，在诗社的院子里种满薰衣草和向日葵，可我在国外的医院里，一住就是三年——医生说我得了严重的肺病，咳嗽起来像破风箱，怕拖累你，就没敢告诉你。”

“当年你送我去机场，塞给我一本《飞鸟集》，说‘诗能治病，想我的时候就读两句’。我在病床上把那本书翻得卷了边，每句诗里都能看见你的脸，看见我们在大学图书馆靠窗的位置，你读聂鲁达，我读林徽因，阳光把我们的影子叠在一起，像首没写完的诗。”阿哲的声音顿了顿，地下室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像在为信里的故事打节拍。

小女孩趴在桌沿，小拳头攥得紧紧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忍着没掉下来，怕打湿了那脆弱的信笺。“她为什么不告诉陈老师呀？”她小声问，声音像被露水打湿的蒲公英，“陈老师肯定会陪着她的。”

老周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块手帕，擦了擦眼角：“傻孩子，心里装着别人的人，总怕自己成了拖累，宁愿自己扛着。”他望着信笺上的字迹，像是透过纸页，看到了那个在病床上翻书的姑娘，看到了她把思念折成纸鹤，却又悄悄藏起来的模样。

阿哲继续念着，信里的字迹渐渐变得潦草，像是写字的人手在抖，却依旧执拗地往下写：“你筹备诗社的时候，我在国外餐厅洗盘子，手指泡得发白，可一想到能给你凑点钱，让诗社的灯亮得更久些，就觉得浑身是劲儿。你发来的照片我都存着：地下室的第一盏灯，墙上贴的第一首诗，孩子们第一次送来的向日葵画……我把照片摆在床头，医生说我笑起来的时候，呼吸都顺些。”

“我总在想，等我好了，就穿着你喜欢的浅紫裙子回去，突然出现在诗社门口，看你会不会吓一跳。我甚至想好了诗会的主题，叫‘等待与重逢’，还写了首《薰衣草与向日葵》，想在诗会上读给你听……”信到这里，墨晕突然重了些，好几行字都黏在了一起，像场突如其来的雨，打湿了所有的期盼。

“去年春天，医生终于说我可以出院了。我买了最早的机票回国，箱子里塞满了国外的诗集，还有给你带的薰衣草种子——你说过，想让诗社的角落里也飘着这种‘没说出口的香’。可我站在巷口，却听见两个老太太说，‘一尘那孩子真可惜，去西北支教时遇到山洪，再也没回来’。”阿哲的声音低了下去，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那天的风很大，把我的裙子吹得乱七八糟，我站在诗社门口，看着‘一尘诗社’的木牌，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连哭都哭不出来。”

信里细细写着她回国后的日子：在诗社对面的咖啡馆坐了一下午，看孩子们背着画板进进出出，听他们说“陈老师教我们种的向日葵快开花了”；在深夜的巷口徘徊，看着地下室的灯亮到很晚，猜想是不是还有人在那里读诗；偷偷打听诗社的故事，知道有个叫阿哲的年轻人在守着，知道有位周大爷总煮菊花茶，知道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爱画向日葵。

“我不敢进去，怕你们问起我是谁，怕一开口就忍不住哭。我只能把信写好，趁没人的时候塞进信箱，像个胆小鬼，连说声‘我来了’的勇气都没有。”信里夹着张小小的机票存根，边角已经磨得发亮，上面的日期，正是一尘走后的半年。

“你还记得大学花坛里的薰衣草吗？你说它的香味像‘没说出口的温柔’，不像向日葵那么张扬，却能在心里留很久。”阿哲的指尖抚过信的最后几行，那里的字迹被泪水泡得发胀，几乎要看不清，却依旧能辨认出那份执拗的认真：“现在我把它带来了，也把迟到的约定带来了——诗社的暖，我会帮你守着，周末来当志愿者，教孩子们读诗，给老人们读报，就像我们当年说好的那样，让这里永远有灯，永远有诗，永远有等下去的勇气。”

最后，信纸上画了个小小的笑脸，嘴角却微微下撇，像在哭，又像在笑，旁边写着：“一尘，对不起，我来晚了。但请相信，你的诗社，会一直好好的。”

老周蹲在一旁，手里的诗稿不知何时掉在了地上，他却浑然不觉。他想起五年前，一尘确实总在春天念叨：“等我那个朋友回来，咱们办场最热闹的诗会，她读诗可好听了，像山涧的泉水。”后来有段时间，一尘总对着手机发呆，别人问起，他只笑着说：“她在国外挺好的，有自己的路要走。”原来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都藏在了“等”里；那些故作轻松的语气，都是怕人担心的伪装；那些深夜里亮起的灯，或许也在等一封永远等不到的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