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磻溪伊尹 （pán xi yi yin），佐时阿衡（zuo ）。（1/2）

磻溪伊尹 (pán xi yi yin)，佐时阿衡(zuo shi ā héng)。虽文字简练，却浓缩了华夏早期文明中 “贤臣辅君” 的核心叙事 ——“磻溪” 以姜太公垂钓之地代指其本人，“伊尹” 为商汤开国元勋，“阿衡” 是伊尹的官称与尊号，“佐时” 则点明二人 “顺应时代需求、辅佐明君定天下” 的核心功绩。要真正理解这八字背后的深意，需置于夏商周三代更替的历史语境中，从人物命运、政治实践、制度影响到文化传承，逐层拆解其蕴含的治世逻辑与文明基因。

一、历史背景：三代更替中的 “贤臣需求”—— 乱世对治世人才的呼唤

“磻溪伊尹” 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夏末商初、商末周初两次 “王朝革命” 的时代产物。夏商周三代虽属 “邦国时代” 向 “王朝时代” 过渡阶段，但已有明确的 “君权核心” 与 “辅政体系”，而当旧王朝因暴政失德走向崩溃时，新势力的崛起必然依赖 “能定天下之策” 的贤臣 —— 这正是伊尹辅佐商汤、姜子牙辅佐文武的历史前提。

1. 夏末商初：夏桀暴政与商汤的 “求贤刚需”

夏朝末年，夏桀 “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夏本纪》），不仅滥用民力修建倾宫瑶台，更以酷刑镇压反对者，导致方国联盟瓦解（如昆吾氏叛乱、商族崛起）。此时的商族（居于今河南商丘一带）虽已具备一定实力，但与夏王朝的军事、政治差距仍大 —— 商汤虽有 “革夏” 之志，却缺乏 “统筹全局、瓦解夏联盟” 的战略人才。《墨子?尚贤下》记载：“汤有小臣，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明确指出伊尹是商汤 “亡夏兴商” 的关键变量。

2. 商末周初：商纣失道与周文、武的 “破局之需”

商朝末年，商纣王（帝辛）重蹈夏桀覆辙：“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以酒为池，县肉为林”（《史记?殷本纪》），同时加重赋税、滥用民力，还对东夷发动长期战争，导致内部矛盾激化（如比干被杀、箕子被囚）、西部周族趁机崛起。周族本是商的属国（居于今陕西岐山一带），文王姬昌 “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虽积累了民心，但面对商王朝的军事优势，仍需 “能运筹帷幄、联合诸侯” 的战略家 ——《史记?齐太公世家》载 “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可见姜子牙正是周族 “破商局” 的核心人才。

从夏末到商末，两次王朝更替的共性在于：旧王朝因 “失德” 失去统治合法性，新势力因 “积德” 获得民心，但 “德” 需转化为实际的政治、军事策略，方能实现王朝更迭 —— 而伊尹、姜子牙，正是将 “德” 转化为 “治世能力” 的关键贤臣，“佐时” 的本质，是他们顺应 “旧亡新兴” 的时代趋势，填补了新势力 “谋无贤臣” 的短板。

二、人物解构：从 “微末” 到 “辅政核心”—— 伊尹与姜子牙的逆袭之路

“磻溪伊尹” 的核心魅力，不仅在于辅佐明君的功绩，更在于二人皆出身微末，却凭借自身能力突破阶级桎梏，成为王朝核心 —— 这种 “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经历，既是三代政治相对开放的体现，也为后世 “贤臣叙事” 奠定了原型。

1. 伊尹：从 “奴隶庖人” 到 “商室阿衡” 的传奇

伊尹的出身，史料记载虽有差异，但均指向 “底层”：《墨子?尚贤上》称其 “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史记?殷本纪》载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综合来看，伊尹最初是有莘氏（夏的属国，今河南开封一带）的奴隶，因擅长烹饪，作为 “媵臣”（陪嫁奴隶）进入商汤宫廷，后借 “论滋味” 的机会，向商汤阐述治国之道，最终被重用。

（1）“以味喻政”：伊尹的治国理念初显

伊尹向商汤 “说王道” 的核心，是将烹饪的 “调和之道” 类比治国的 “平衡之术”。《吕氏春秋?本味》详细记载了这一对话：伊尹认为，烹饪需 “调和五味”（酸、苦、甘、辛、咸），“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治国亦需 “调和上下”，“君无为而臣有为”“亲贤臣而远小人”“轻赋税而重民生”。这种 “以日常生活喻治国” 的智慧，既符合商汤 “务实” 的需求（商族以农业、手工业见长，重视实际效益），也体现了早期华夏 “天人合一” 的治世思维 —— 将自然规律（如五味调和）延伸至社会治理。

（2）“五就汤五就桀”：伊尹的政治选择与忠诚

《孟子?告子下》记载伊尹 “五就汤五就桀”，即五次投奔商汤、五次投奔夏桀，最终选择辅佐商汤。这一行为并非 “反复无常”，而是伊尹对 “明君标准” 的实践考察：夏桀虽为天子，却 “不以道治民”；商汤虽为方伯，却 “以仁政得民心”。最终的选择，体现了伊尹 “道高于君” 的政治理念 —— 贤臣辅佐的不是 “君主身份”，而是 “符合王道的君主”，这一理念成为后世儒家 “贤臣不事昏君” 的思想源头。

（3）“阿衡” 之职：伊尹的权力与商初政治体系

“阿衡” 是伊尹在商朝的官称，《史记集解》引孔安国曰：“阿衡，伊尹号也，言依倚而取平。”“阿” 为 “倚仗”，“衡” 为 “平衡”，意为 “君王倚仗其实现天下平衡”。从职能上看，伊尹的 “阿衡” 不仅是宰相，更是集 “军事统帅、政治顾问、帝王师” 于一身的核心角色：

军事上：辅佐商汤制定 “先弱后强、分化夏联盟” 的战略，先灭葛国（今河南宁陵）、韦国（今河南滑县）、顾国（今河南范县），再灭最强的昆吾氏，最终在鸣条之战（今河南封丘）击败夏桀，实现 “商革夏命”；

政治上：主持商朝初期的制度建设，如 “定官制”（设立尹、卿士等官职）、“分诸侯”（将商族子弟与功臣分封至各地，巩固统治）、“治历法”（沿用夏历并加以改进，指导农业生产）；

教育上：在商汤去世后，先后辅佐外丙、仲壬、太甲三位君主，其中太甲初期 “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伊尹将其流放至桐宫（商汤墓地，今河南偃师），让其 “思过”，自己则 “摄行政当国”，待太甲 “悔悟，反善” 后，再将政权归还 —— 这一 “放君归政” 的行为，既体现了伊尹 “以道辅君” 的原则，也开创了华夏 “贤臣匡正君主” 的政治传统。

2. 姜子牙：从 “穷困游说” 到 “磻溪垂钓” 的等待

姜子牙（名尚，字子牙，又称吕尚，因先祖封于吕地而姓吕）的出身比伊尹更复杂：《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其 “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可见他早年生活困顿，曾做过 “屠牛于朝歌，卖食于孟津”（《战国策?秦策五》）的底层工作，还曾 “游说诸侯，无所遇”（《史记索隐》），直到晚年才在磻溪（今陕西宝鸡陈仓区）遇到周文王姬昌。

（1）“磻溪垂钓”：不是 “钓鱼”，是 “钓君”

“磻溪垂钓” 并非姜子牙 “无所事事”，而是一种 “待机而动” 的政治智慧。据《武王伐纣平话》等文献记载，姜子牙垂钓时 “直钩无饵，离水面三尺”，有人问其原因，他答曰：“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鳞设，只钓王与侯。” 这种 “反常” 的行为，本质是一种 “信号传递”—— 通过与众不同的方式，吸引周文王的注意，同时筛选 “能识人才” 的明君。

从历史逻辑看，姜子牙的 “等待” 有其必然性：商末诸侯中，多数要么依附纣王，要么实力弱小，唯有周文王 “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史记?周本纪》），但周文王此前虽 “善养老”，却未必能识别 “战略级人才”。姜子牙通过 “直钩垂钓” 的行为，制造 “话题”，让周文王主动关注自己 —— 正如《史记》所载，周文王 “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彲，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最终在磻溪遇到姜子牙，“与语大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 “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2）“佐时” 之实：姜子牙的战略与周初统治

姜子牙被周文王拜为 “太师”（又称 “师尚父”）后，成为周族 “灭商兴周” 的总战略师，其 “佐时” 功绩集中在三方面：

战略规划：提出 “三步骤” 灭商策略 —— 第一步 “修德固本”，辅佐周文王 “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即减轻赋税、开放山林、宽恕罪犯家属，吸引周边方国归附，使周族实力 “三分天下有其二”；第二步 “离间商盟”，派人潜入朝歌，以财宝、美女贿赂纣王亲信，散布谣言，导致纣王疏远贤臣、诛杀宗室（如比干），瓦解商王朝的内部凝聚力；第三步 “决战牧野”，周文王去世后，姜子牙辅佐周武王姬发，在孟津会盟诸侯（八百诸侯来会），后趁纣王主力攻打东夷、朝歌空虚之机，率联军发动牧野之战（今河南淇县），以 “吊民伐罪” 为号召（《尚书?牧誓》载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最终击败商军，纣王自焚，周王朝建立。

制度建构：周王朝建立后，姜子牙被封于齐地（今山东淄博一带），成为齐国开国君主。他在齐国推行 “因俗简礼”“尊贤尚功” 的治理策略：一方面，尊重齐地原住民（东夷人）的习俗，不强行推行周族礼仪，减少文化冲突（《史记?齐太公世家》载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另一方面，打破 “世卿世禄” 制，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鼓励工商业发展（利用齐国沿海优势发展鱼盐之利），使齐国迅速成为 “大国”，为后来齐桓公 “尊王攘夷” 奠定基础。

文化传承：姜子牙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早期 “兵学” 的奠基人。相传他着有《六韬》（又称《太公六韬》），系统阐述了 “战略、战术、治军、选将” 等军事思想，如 “上战无与战”（最高级的战争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凡兵之道，莫过乎一”（军队要统一指挥）等，这些思想对后世孙武、吴起等兵家影响深远，也成为华夏军事文化的重要源头。

三、“佐时” 的核心逻辑：贤臣与明君的 “双向成就”—— 华夏早期的治世模型

“磻溪伊尹，佐时阿衡” 的本质，不是 “贤臣单方面拯救乱世”，而是 “贤臣与明君” 形成的 “双向成就” 关系 —— 伊尹遇商汤、姜子牙遇周文王，既是贤臣 “得遇明主”，也是明君 “得获贤臣”，二者共同构建了华夏早期 “德主刑辅、贤臣辅政” 的治世模型。

1. 明君的 “识贤之明” 与 “任贤之量”

伊尹与姜子牙的成功，前提是商汤、周文王具备 “识贤” 与 “任贤” 的品质：

商汤的 “破格用人”：伊尹是奴隶出身，在 “世卿世禄” 的夏商之际，奴隶几乎没有上升通道，但商汤却 “不以出身论人才”，不仅重用伊尹，还将其封为 “阿衡”，赋予其 “摄行政” 的权力（如流放太甲）—— 这种 “任贤不避卑贱” 的胸怀，是伊尹能施展才能的关键；

周文王的 “躬身求贤”：姜子牙晚年穷困，且并非周族本土人才，但周文王 “出猎而遇之” 后，立即 “载与俱归，立为师”，甚至让周武王 “师之”（《史记》载周武王 “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凡事皆咨询姜子牙）—— 这种 “尊贤为师” 的态度，让姜子牙能充分发挥战略智慧。

反观夏桀、商纣，并非没有人才（如夏有关龙逢、商有比干），但他们 “拒贤用奸”，最终导致 “贤臣离散，天下叛之”—— 这从反面印证了 “明君识贤” 是 “贤臣佐时” 的前提。

2. 贤臣的 “辅政之道” 与 “守道之节”

伊尹与姜子牙的 “佐时”，并非 “盲目服从君主”，而是以 “王道” 为核心，既 “辅佐君主”，也 “匡正君主”，体现了贤臣的 “守道之节”：

伊尹的 “以道匡君”：太甲继位后 “乱德”，伊尹没有因 “君权至上” 而妥协，而是以 “商汤之法” 为依据，将太甲流放，待其悔悟后再归政 —— 这种 “君有过则匡之” 的行为，确立了 “贤臣不仅要辅君，更要导君于正道” 的原则，后世儒家提倡的 “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正是源于这一传统；

姜子牙的 “以道谋国”：周文王曾问姜子牙 “何以治天下”，姜子牙答曰 “王者之国，使民富；霸者之国，使士富；仅存之国，使大夫富；无道之国，使国家富”（《说苑?政理》），明确将 “民富” 作为 “王道” 的核心。在辅佐周武王灭商后，他反对 “屠城”“虐民”，而是 “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史记?周本纪》），即释放商纣王关押的百姓，表彰商族的贤臣（如商容），这种 “以民为本” 的辅政策略，是周王朝能 “长治久安” 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