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奄宅曲阜yǎn zhái qu fu，微旦孰营（1/2）

一、语句出处与文献背景

“奄宅曲阜，微旦孰营” 最早出自中国传统启蒙经典《三字经》。《三字经》作为南宋以来流传最广的蒙学读物，以 “三字一句、两句一韵” 的格律，浓缩了中国上古至宋代的历史脉络、文化思想与伦理规范，其内容选取遵循 “考诸经史，约其文辞” 的原则，每一句皆有深厚的文献渊源与历史依据。

从版本流传来看，现存最早的《三字经》刻本为南宋王应麟所撰《三字经》，“奄宅曲阜，微旦孰营” 即见于此版本的 “周辙东，王纲坠” 之后，衔接 “桓公匡合，济弱扶倾” 之前，处于讲述西周政权建立与巩固的关键段落。这一位置安排并非偶然，它上承 “武王伐纣，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对西周开国的概述，下启春秋时期 “五霸” 兴起的历史转折，而 “奄宅曲阜” 所涉周公营建曲阜之事，正是西周初年稳定东方局势、奠定王朝统治根基的核心事件，是理解西周 “治世” 形成的重要节点。

从文献互证角度，《三字经》此句的记载可与《尚书》《史记》《左传》等先秦两汉典籍相互印证。如《尚书?洛诰》记载周公 “肇称殷礼，祀于新邑”，虽主要提及营建洛邑，但反映了周公 “营邑定邦” 的政治策略；《史记?鲁周公世家》则明确记载 “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直接关联 “曲阜” 与 “周公” 的对应关系，为 “微旦孰营” 提供了正史依据。因此，解析 “奄宅曲阜，微旦孰营”，需置于《三字经》的蒙学叙事逻辑与先秦两汉正史的历史记载双重语境中，方能把握其背后的政治智慧与文化意涵。

二、字词考据与字面释义

（一）逐字考据：从甲骨文到传世文献的语义溯源

奄（yǎn）

“奄” 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字形作 像 “人在屋内” 之状，本义为 “覆盖、遮蔽”，后引申为 “停留、居住”。在先秦文献中，“奄” 另有两重关键含义：其一为古国名，即 “奄国”，是商王朝在东方的重要属国，《左传?昭公元年》载 “周有徐、奄”，杜预注曰 “二国皆嬴姓，徐在今下邳僮县，奄在今鲁国曲阜县”，明确奄国都城即后来的曲阜；其二为副词，表 “忽然、骤然”，如《诗经?大雅?皇矣》“奄有四方”，但结合 “奄宅曲阜” 语境，此处 “奄” 应取 “居住、占据” 之义，与 “宅” 形成语义呼应，同时暗含 “取代奄国旧地” 的历史背景。

宅（zhái）

“宅” 在甲骨文作 像 “房屋之下有活人”，本义为 “居住的处所”，即 “住宅”。后词性引申为动词，表 “居住、定居”，《说文解字》释曰 “宅，所托也”，段玉裁注 “凡居处皆曰宅”。在 “奄宅曲阜” 中，“宅” 为动词，与 “奄” 构成并列结构，均表 “居住、占有”，强调对曲阜地域的实际控制与经营，而非单纯的 “居住” 行为，暗含政治统治层面的 “定都、立国” 之意。

曲（qu）

“曲” 字甲骨文作 像 “弯曲的木材”，本义为 “弯曲”，后引申为 “曲折的地域”。《说文解字》释 “曲，象器曲受物之形”，段玉裁注 “凡形若弓者曰曲”。曲阜之 “曲”，因地形得名，《水经注?泗水》载 “曲阜城，故鲁城也，曲阜之地，两阜间道，故谓之曲阜”，即曲阜地处泰山余脉与泗水之间，地势曲折，故以 “曲” 名之。此处 “曲” 为地域特征的描述，是 “曲阜” 这一地名的核心构成要素。

阜（fu）

“阜” 在甲骨文作 像 “层叠的山丘”，本义为 “土山、高地”，《说文解字》释 “阜，大陆也，山无石者为阜”。在古代地名中，“阜” 常用来指代地势较高、适宜居住与防御的区域，如 “咸阳” 之 “阳” 与 “阜” 义近，均与地形相关。曲阜之 “阜”，特指当地的 “少昊之虚”（少昊氏的故都遗址），《史记?鲁周公世家》载 “鲁，少昊之虚也”，少昊氏为上古东夷部落首领，其故都位于曲阜城北的高地，故 “阜” 既指地形，也暗含对上古文化遗址的继承。

微（wēi）

“微” 字甲骨文作 像 “手持耒耜在田间劳作”，本义为 “微小、细微”，后引申为副词 “如果没有、若不是”，表假设否定。《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中的 “微” 为 “精微” 之义，而 “微旦孰营” 中的 “微” 则取 “若无、非” 之义，与《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中的 “微” 用法完全一致，均通过假设否定的句式，强调主体的不可或缺性。

旦（dàn）

“旦” 在甲骨文作 像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本义为 “早晨”，后引申为 “人名后缀”，此处特指 “周公旦”。周公旦为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弟，名 “旦”，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 “周公”。在西周历史语境中，“旦” 是周公的专属称谓，《尚书?金縢》《史记?鲁周公世家》等典籍均以 “旦” 代指周公，体现其在周王室中的特殊地位。

孰（shu）

“孰” 为古汉语疑问代词，本义为 “熟食”，后假借为 “谁、哪个”，表疑问。《说文解字》释 “孰，食饪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注 “假借为谁”。在 “微旦孰营” 中，“孰” 表 “谁”，与 “微” 构成 “若无非 x，谁能 y” 的反问句式，强化周公在 “营曲阜” 事件中的唯一性与核心作用。

营（ying）

“营” 字甲骨文作 像 “四周环绕的军营”，本义为 “环绕、包围”，后引申为 “营建、经营”，《说文解字》释 “营，市居也”，段玉裁注 “营谓围绕而居，如市之聚”。在 “微旦孰营” 中，“营” 为动词，指 “规划、营建、治理”，不仅包括物理层面的城池修建，还涵盖政治制度的建立、文化秩序的构建等深层内涵，是周公对曲阜进行全面统治的概括。

（二）整句释义：历史语境下的语义整合

综合字词考据与历史背景，“奄宅曲阜，微旦孰营” 的字面释义为：“（周人）居住并占据曲阜之地，若不是周公旦，谁能（在此）规划营建（并建立统治）？”

这一释义需注意三个核心要点：其一，“奄宅” 并非单纯的 “居住”，而是对商属奄国旧地的军事占领与政治接管，暗含西周初年 “东征平叛” 后的领土整合背景；其二，“曲阜” 并非普通地域，而是东夷文化核心区与商王朝东方统治据点，周公在此 “营”，具有 “以夏变夷”“巩固东方” 的战略意义；其三，“微旦孰营” 的反问句式，不仅是对周公个人功绩的肯定，更暗含西周 “以德配天”“贤臣辅政” 的政治理念 —— 周公作为 “圣人之辅”，其营建曲阜的行为，是周王朝 “天命转移” 后巩固统治的关键举措。

三、历史语境还原：周初局势与 “营曲阜” 的战略动因

（一）商末周初的政治格局：曲阜的特殊地位

曲阜在先秦时期素有 “少昊之虚”“商奄旧都” 之称，是东夷部落与商王朝在东方的核心统治区域。从考古发现来看，曲阜及其周边地区的岳石文化（约公元前 1900 - 前 1600 年）与商代晚期文化遗址密集，如曲阜李官庄遗址、泗水尹家城遗址等，出土了大量商代青铜器、甲骨文与宫殿建筑遗迹，证明此处早在商代就是 “方国林立、文化发达” 的政治中心。

商王朝建立后，将曲阜封给同姓贵族建立 “奄国”，作为控制东方夷族部落的 “前沿据点”。奄国与商王室关系密切，在商纣王时期曾参与对东夷的战争，《竹书纪年》载 “帝辛（纣王）十年，伐夷方”，奄国作为盟军主力，为商王朝巩固东方疆域立下功劳。因此，曲阜不仅是商王朝的东方经济文化中心，更是其军事战略要地，对商王朝的统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公元前 1046 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西周王朝。但此时周人的统治范围主要局限于关中地区（今陕西中部），东方的商属方国如奄、徐、蒲姑等仍保有较强实力，且对周王朝持敌视态度。周武王为稳定局势，采取 “以殷治殷” 的策略，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殷都（今河南安阳），同时派管叔、蔡叔、霍叔 “三监” 监管，但对东方的奄国等方国并未直接控制，这为后来的 “三监之乱” 与东方叛乱埋下隐患。

（二）“三监之乱” 与周公东征：营曲阜的直接诱因

周武王灭商后两年病逝，太子诵即位，是为周成王。因成王年幼，周公旦以 “摄政王” 身份辅政，此举引发管叔、蔡叔等王室贵族的不满，他们联合武庚与东方的奄、徐、蒲姑等方国发动叛乱，史称 “三监之乱”。《史记?周本纪》载 “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尚书?大诰》则详细记载了周公当时面临的严峻局势：“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

为平定叛乱，周公旦于周成王元年（约公元前 1042 年）发动 “东征”。此次东征历时三年，《孟子?滕文公下》载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可见平定奄国是东征的核心战役之一。奄国作为东方叛乱的 “盟主”，其都城曲阜是叛乱势力的政治军事中心，周公在平定奄国后，若不对曲阜进行有效治理，东方局势将再次动荡。因此，“营曲阜” 本质上是周公东征后，为巩固东方统治、消除商奄残余势力而采取的战略举措。

（三）“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营曲阜的制度背景

西周王朝建立后，为解决 “疆域辽阔、统治薄弱” 的问题，周公旦创立 “分封制”，即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分封制的核心是将周王室子弟、功臣与古代帝王后裔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作为周王朝的 “屏障”。曲阜作为东方战略要地，自然成为分封制实施的关键区域。

《史记?鲁周公世家》载 “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但周公因需留在镐京（今陕西西安）辅政，无法亲自就封，遂派长子伯禽代封。周公对鲁国的分封极为重视，不仅赐予伯禽 “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还授予其 “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左传?定公四年》），即全套的礼乐制度与政治官僚体系。这种 “重封” 待遇，远超其他诸侯国，足见曲阜在周公分封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 通过在曲阜建立强大的鲁国，周王朝既能控制东方的商奄旧地，又能以礼乐文化教化东夷部落，实现 “以夏变夷” 的统治目标。

四、“营曲阜” 的具体举措：从城池营建到文化建构

（一）城池与都城规划：物理空间的统治构建

周公对曲阜的营建，首先始于城池与都城的规划。根据《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的都城规制，结合曲阜鲁国故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周公时期的曲阜城具有以下特征：

选址与防御：曲阜城位于泗水之北、洙水之南，地势高亢，易守难攻。考古发现显示，曲阜鲁国故城周长约 11.7 公里，城墙为夯土筑成，残高可达 10 米，墙基宽 30-40 米，设有 11 座城门，城外有宽约 30 米的护城河。这种防御体系的构建，显然是为了抵御东方夷族部落的反扑，确保鲁国都城的安全。

布局与功能：城内分为 “宫城” 与 “郭城” 两部分，宫城位于城中部偏北，是鲁国国君与贵族的居住、办公区域，出土有大型宫殿建筑基址、青铜礼器与甲骨卜辞；郭城则分为 “国人区”“手工业作坊区”“商业区” 与 “祭祀区”，体现 “面朝后市” 的规制。其中，祭祀区位于城东北部，出土有祭祀天地、祖先的礼器与祭祀坑，反映周公 “敬天保民” 的祭祀理念；手工业作坊区则集中了青铜铸造、制陶、纺织等作坊，其中青铜铸造作坊出土的礼器，与西周王室礼器形制一致，说明鲁国手工业受周王室直接管控，为礼乐制度的实施提供物质基础。

象征意义：曲阜城的规划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构建，更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宫城的居中位置、宫殿建筑的规模、礼器的使用规格，均严格遵循周礼的 “等级制度”，向东方各族展示周王朝的权威；而城门的数量、道路的宽度、祭祀场所的设置，则体现 “天人合一” 的理念，强调周王朝统治的 “天命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