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8章 五子良将之乐进（1/2）

乐进，字文谦，东汉末年曹魏阵营中一位勇猛果敢、战功赫赫的将领，位列“五子良将”之一。他虽不如张辽威震逍遥津那般声名远播，也不似徐晃以治军严整着称，更无于禁晚节不保的悲剧色彩，但其一生却始终笼罩在历史迷雾之中——这位出身寒微、凭战功崛起的武将，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命运转折？他的军事才能从何而来？为何史书记载寥寥，却又屡被曹操重用？他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为何最终却在史册中悄然退场？这些问题，构成了乐进一生的未解之谜。

本文将深入剖析乐进生平中的诸多疑点，结合《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辅以地方志、碑刻文献与后世评述，试图还原一个更为立体、真实而复杂的乐进形象。我们将从他的出身背景、早期经历、战场表现、人际关系、政治地位、死亡之谜以及身后评价等多个维度展开探讨，在层层迷雾中寻找那些被时间掩埋的真相。

一、寒门出将：乐进的出身之谜

乐进的出身，在正史中仅以“阳平卫国人”一笔带过，连其家族谱系、父母姓名皆无记载。这在重视门第的东汉末年，实属罕见。当时士族垄断仕途，寒门子弟若无显赫背景，极难进入权力核心。然而乐进却能在曹操麾下迅速崛起，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这本身便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谜团。

据《三国志·魏书·乐进传》记载：“乐进字文谦，阳平卫国人也。以胆烈从太祖，为帐下吏。”短短数语，透露出几个关键信息：其一，他是主动投奔曹操，并非被征辟或举荐；其二，初任“帐下吏”，属于低级幕僚，负责文书、传令等杂务；其三，“胆烈”二字，是陈寿对其性格的核心评价，暗示其勇猛果决。

但问题在于：一个出身平民的青年，如何能接触到曹操？又凭什么获得“胆烈”的评价？在那个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时代，一个边远小县的年轻人，若无特殊机缘，几乎不可能跨越数百里投奔一方诸侯。有学者推测，乐进可能曾在地方郡县担任过低级武职，或参与过镇压黄巾起义的地方武装，因而积累了实战经验与名声，从而得以面见曹操。

另有一种说法见于清代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认为乐进早年可能曾游历洛阳，目睹朝廷腐败与天下动荡，遂萌发建功立业之志。此说虽无直接证据，但从乐进日后作战风格之果敢迅猛来看，其年轻时必经历过某种精神觉醒或人生转折。

更有意思的是，阳平郡在东汉属兖州，而曹操起兵之初正是以兖州为根基。乐进作为本地人，极有可能在曹操初入兖州时便已关注其动向。公元192年，曹操击败青州黄巾，收编三十万降卒，组建“青州兵”，此时正是广纳人才之际。乐进或许正是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毛遂自荐，凭借过人胆识赢得曹操青睐。

然而，一个更大的疑问随之浮现：为何史书对其早年生活只字不提？是否因其出身过于卑微，连史官亦不愿详述？抑或另有隐情，使其家族背景成为禁忌？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志》对其他“五子良将”如张辽（本为聂壹之后）、张合（河间人，少为郡吏）、徐晃（河东杨人，本为骑都尉）均有较明确出身记载，唯独乐进一片空白。这种“选择性失忆”，是否暗示其身世存在某种不可言说的秘密？

有民间传说称，乐进实为某位没落贵族之后，因家族获罪而隐姓埋名，流落民间。此说虽无实证，但从其日后行事沉稳、不骄不躁的性格来看，确有几分世家教养的影子。若此说成立，则乐进的崛起不仅是个人奋斗的结果，更是一场跨越阶层的命运逆袭。

二、从帐下吏到先锋将：乐进的晋升之谜

乐进的晋升速度，在曹营诸将中堪称奇迹。从一名普通幕僚，到独领一军、封侯拜将，仅用了十余年时间。这一过程看似顺理成章，实则暗藏玄机。

据《三国志》记载，乐进首次参战是在曹操征吕布之战中，“每战先登，陷阵摧敌”，表现出惊人的战斗意志。所谓“先登”，即率先攀城攻敌，乃最危险之任务，通常由最勇猛之士承担。乐进屡次担当此任，说明其不仅勇猛，更得曹操信任。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围攻下邳，乐进率部冲锋，斩敌甚众，因功升为讨寇校尉。此后十余年间，他几乎参与了曹操所有重大战役：破眭固于射犬，击刘备于小沛，征袁绍于官渡，追袁谭、袁尚于黎阳，攻高干于壶关……每一次战役，乐进皆“有功”，且多为前锋主力。

尤其在官渡之战中，乐进的表现尤为突出。据《武帝纪》载，曹操夜袭乌巢前，曾命乐进、李典守卫大营，以防袁绍主力来袭。此举足见曹操对其统帅能力的信任。而当袁绍部将淳于琼驻守乌巢粮仓时，乐进亦随同张辽、徐晃等参与突袭，焚烧袁军辎重，为官渡胜利奠定基础。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尽管乐进战功累累，史书对其具体战术、指挥细节却极少描述。我们只知道他“常为先登”，却不知其如何部署兵力、如何制定战术。相比之下，张辽在合肥之战中的布阵、徐晃在樊城之战中的声东击西，均有详细记载。为何乐进的军事智慧被如此“省略”？

一种解释是，乐进长期担任先锋角色，主要任务是冲锋陷阵，而非独立指挥大军。因此其战绩多依附于主将行动，难以单独成篇。但另一种可能是，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有意淡化乐进的战略地位，将其塑造为“勇将”而非“智将”。

事实上，从乐进后期独立领军的经历来看，他绝非仅有匹夫之勇。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乐进奉命讨伐荆州豪强苏伯、田银，独自统兵平定叛乱；建安十四年，他又与张辽、李典共守合肥，抵御孙权十万大军。这些任务均需统筹调度、协调诸将，非单纯勇猛可胜任。

更值得注意的是，曹操曾评价乐进：“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其中“计略周备”四字，明确指出其具备战略头脑。然而这一评价在后世流传中几被忽略，人们更多记住的是他“骁果”的形象。

那么，为何乐进的智谋被历史遮蔽？或许与其低调内敛的性格有关。乐进为人“简默少言”，不喜张扬，不像张辽那样善于经营声望，也不像于禁那样严于治军而引人注目。他默默征战，功成不居，反倒使自己在史书中显得“平淡”。

此外，乐进未留下任何兵法着作或军事言论，亦无后人整理其言行录，导致其思想体系无从考证。相比之下，诸葛亮有《将苑》，司马懿有《兵要》，甚至连吕布都有“辕门射戟”的典故流传。乐进却仿佛一位沉默的战士，在完成使命后悄然退场。

三、合肥之役：乐进的缺席之谜

如果说乐进一生最大的荣耀应属追随曹操南征北战，那么他最大的遗憾，或许就是在合肥之战中未能留下决定性印记。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亲率十万大军进攻合肥，时任守将为张辽、乐进、李典三人。此战本应是乐进展现统帅才能的绝佳机会，但他在此役中的表现却极为模糊。《三国志·张辽传》详细记载了张辽率八百勇士突袭吴军、威震逍遥津的壮举，李典亦被提及“率众出战，协同张辽”。唯独乐进，仅以“与张辽、李典等共守合肥”一笔带过。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疑问：身为三大主将之一，乐进在如此关键战役中为何毫无作为？是他年事已高、体力不支？还是与张辽、李典存在矛盾，导致未能协同作战？抑或另有隐情，使其无法发挥应有作用？

据考，此时乐进已年逾五十，在古代已属高龄将领。长期征战可能使其身体受损，影响临阵指挥。但《三国志》明言其“每战先登”，说明直至晚年仍具战斗力。况且合肥之战并非持久消耗战，而是短兵相接的防御反击，正适合乐进这类勇将发挥。

另一种可能是人事矛盾。张辽原为吕布部将，降曹后深受重用；李典出身名门，家族势力庞大；而乐进则是纯粹靠战功晋升的寒门将领。三人共事，难免存在权力博弈。有学者推测，张辽主张主动出击，乐进可能持保守意见，导致决策分歧，最终由曹操事先授意张辽为主帅，乐进只能配合行动。

还有一种更具戏剧性的猜测：乐进在战前已患病，甚至可能在战役期间病倒。裴松之注引《魏略》提到：“进虽勇，然多疾。”说明他确实长期受疾病困扰。若此说属实，则他在合肥之战中未能出战，实属无奈。

但最耐人寻味的是，战后论功行赏，张辽进封征东将军，李典增邑，唯独乐进未见升迁记载。这在重视军功的曹魏体制下极为反常。除非他在此战中表现平平，否则难以解释为何未获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