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雍正继位的合法性（1/2）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清朝第四位皇帝——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即雍正帝）的继位问题，始终笼罩着一层扑朔迷离的迷雾。自其登基于康熙六十一年（1奏折时流露出对其品行的认可。这些无形的政治资本，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胤禛在康熙去世前数月，频繁出入畅春园，侍奉病重的父亲。据宫中太监回忆，他每日问安，衣不解带，表现出极高的孝道。这种“孝子”形象不仅赢得了康熙的好感，也为他日后宣称“深肖朕躬”提供了道德依据。相比之下，远在西北的胤祯虽有军功，却难以体现对父亲的亲近与关怀。在重视孝道的儒家政治伦理中，这一点至关重要。

四、继位后的清洗与合法性建构

雍正即位后，立即展开了一系列雷霆手段，以巩固自身权力并消除潜在威胁。他首先将曾经支持胤禩的“八爷党”成员逐一清算：胤禩被削爵圈禁，改名为“阿其那”（满语意为“狗”）；胤禟被囚禁致死，改名为“塞思黑”（意为“猪”）；胤?被长期监禁，直至乾隆年间才获释。就连曾被视为有力竞争者的胤祯，也被召回京城软禁于景山寿皇殿，终身不得参政。

与此同时，雍正大力提拔亲信，重组朝廷权力结构。年羹尧被加封为抚远大将军、太保，权势达到顶峰；隆科多官至吏部尚书、大学士，成为首席辅政大臣。然而，当这两人功高震主、尾大不掉时，雍正又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年羹尧以“九十二条大罪”被赐死，隆科多以“私藏玉牒”等罪名被圈禁至死。这种“用之而后杀之”的权术，既显示了雍正的冷酷无情，也反映出他对权力安全的极度敏感。

更为重要的是，雍正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和舆论引导，系统性地构建自己的继位合法性。他亲自编纂《大义觉迷录》，公开回应民间关于其篡位的谣言。书中详细叙述康熙临终传位过程，引用多位大臣的证词，并斥责曾静等人散布“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不实言论。他甚至允许曾静在全国巡讲，宣传《大义觉迷录》内容，以此证明自己问心无愧。

此外，雍正还推动建立了“秘密建储制”。他在即位后不久，便将继位人选写入密旨，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待皇帝驾崩后再行开启。这一制度彻底改变了以往公开立储带来的政治动荡，成为清代中后期皇位继承的定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亲身经历了继位危机，雍正才深刻认识到制度化传承的重要性，并以此弥补自身继位程序上的不足。

五、文献证据与史学辨析

关于雍正继位的合法性，最核心的争议在于是否存在真实的遗诏。目前存世的《康熙遗诏》共有三份抄本，分别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及辽宁省档案馆。三份文本内容基本一致，均明确写道：“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然而，这些遗诏均为雍正元年发布，属于“追述性文件”，而非康熙亲笔所书。康熙本人并未留下任何关于传位的原始手迹或录音。因此，有学者质疑这些遗诏是否为雍正授意伪造。但另一方面，清代皇帝临终前由大臣代拟遗诏本属常态，只要程序合规，内容真实，仍具法律效力。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证据证明康熙确曾口头指定胤禛为继承人。

近年来，随着清宫档案的整理与开放，一些新的材料浮出水面。例如，《起居注》中记载康熙临终前连续多日召见胤禛，而其他皇子则较少见面；内务府档案显示，康熙去世当晚，胤禛即入住养心殿，开始处理政务；多位汉族大臣如张廷玉、朱轼等在回忆录中均提到康熙曾称赞胤禛“诚孝”，并有意传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廷玉的《自订年谱》。他作为康熙、雍正两朝重臣，亲历传位全过程。他在文中明确写道：“圣祖宾天，大事仓猝，唯臣与马齐在寝宫外伺候。须臾，隆科多传出遗命，令皇四子嗣位。余闻之惊愕，然见其神色坚定，知非虚妄。”这段第一手资料虽出自雍正宠臣之手，但其细节丰富，语气真实，具有较高可信度。

此外，从逻辑上看，若胤禛果真篡位，为何在即位初期不立即清除所有反对者？反而保留胤禩、胤禟等人职位，给予优待，直至数年后才逐步清算？这说明他起初仍需借助旧有政治力量维持稳定，侧面印证其继位至少在形式上获得了多数大臣的认可。

六、文化记忆与历史叙事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