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1章 选拔技术官员（1/2）

寒川新纪元的宏图已然绘就，科技之光普照万物的愿景激荡人心。然而，林牧之与核心重臣们深知，再宏伟的蓝图，若没有一支精通业务、忠于职守、且具备现代管理思维的技术官僚队伍去执行、去推动，终将流于空谈。以往，寒川的技术事务多依赖于禽滑略、华棠等顶尖专家的个人威望与奉献，或由武将、文吏临时兼管，存在着权责不清、专业不精、晋升无门的积弊。随着科技树日益枝繁叶茂，涉及军工、工造、医药、农事、矿务、水利等领域的政务愈发庞杂，对管理者的专业素养要求越来越高。建立一套系统化、制度化选拔和任用技术人才的机制，已成为关乎新纪元战略能否落地的迫切需求。

这一矛盾，在一次关于新建“寒川二号”大型炼钢工坊的朝议中尖锐地爆发出来。工造总局提报的规划方案，在审议环节遭到了户部司钱粮官员的质疑，认为预算过高；而军械司则从需求角度要求加快进度。双方争执不下，主持议事的王玄策发现，与会官员大多不懂冶炼工艺，只能就钱粮数字和工期长短进行低效争论，难以从技术可行性和综合效益角度做出科学决断。最终，方案被搁置，项目延期。禽滑略得知后，愤而向林牧之进言：“主公！外行管内行，事倍功半！ 如今百工兴盛，若仍以旧法选官，以旧思维理政，恐误大事！”

几乎同时，苏婉清也呈上奏报：各地新兴的矿场、工坊、药局，管理官员素质参差不齐。有的由退役老兵担任，虽忠诚可靠，却不懂经营，导致效率低下；有的由地方文吏兼任，往往重文书而轻实务，甚至出现外行指挥内行的瞎指挥现象，引发工匠不满，事故频发。技术人才在官僚体系中地位低下，晋升困难，导致许多有才华的工匠宁愿埋头技术，也不愿涉足管理，形成了人才浪费与管理缺位的恶性循环。

林牧之闻奏，深以为然。他回想起格物园中那些充满探索精神的年轻学子，以及工坊里那些技艺精湛又善于思考的工匠，这些人中，蕴藏着治理新事业的巨大潜力。然而，传统的科举取士，只考经义文章，选拔出的官员或许熟读诗书，却对格物、算学、工程一窍不通，根本无法适应科技兴邦的新形势。

“国之兴衰，在于得人。 然，时移世易，所需之‘人’亦当不同！”林牧之在召见核心重臣时，斩钉截铁地说道，“昔日科举，选的是治国安邦的文人；今日寒川，更需要通晓百工、善于管理的技术干才！若不改弦更张，何以支撑新纪元之伟业？”

一场旨在改革选官制度，开辟技术人才晋升通道的重大变革，在林牧之的强力推动下，迅速提上日程。经过与王玄策、禽滑略、华棠等人的反复商讨，并力排部分保守文官的异议，一项名为“工科举”的新制应运而生。其核心是：设立独立于传统文科举的专门考试体系，面向社会公开选拔精通工造、格物、医药、农矿等实务技术的优秀人才，授予相应官职，充实到各技术管理岗位。

然而，新制的创立，远非一纸诏令那么简单。其间的争论、探索与磨合，异常激烈。

首要难题，在于“考什么”与“如何考”。 以禽滑略为首的工造派主张，应以解决实际技术难题为主，例如现场设计一个零件、分析一个故障、计算一个工程数据。而王玄策等行政官员则认为，官员还需具备管理能力、文书功底和对政策的理解，需考察策论、法令。华棠则提出，医者药师，重在仁心仁术和临床判断，非纸上谈兵可测。

经过激烈辩论，林牧之最终裁定：工科举不能简单照搬文武科举，也不能沦为纯粹的手艺考核，必须兼顾技术深度、实践能力与综合素养。确定采取“三场试”的复合模式：

初场：格物实务。考核具体领域的技术知识，如工科考力学、材料、制图；医科考药理、病理、诊断；农科考土壤、育种、水利等。题型包括问答、计算、图解。

中场：策论应对。针对当前技术管理中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考察分析、规划和文字表达能力。例如，“论新辟矿区如何统筹开采与环保”、“如何推广新农具于偏远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