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1章 邢台“1·20”铁路爆炸案纪实（2/2）

证据链越来越完整了。2月11日，经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李红心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当民警拿着拘留证出现在李红心面前时，这个曾经的司法局长脸色苍白，双手微微颤抖，但还是强装镇定：“我是司法局局长，你们不能乱抓人！”

审讯工作异常艰难。李红心有着丰富的刑侦经验，知道如何规避审讯的重点。一开始，他百般狡辩，声称自己与此案无关，所有的证据都是“巧合”；后来，他干脆沉默不语，任凭民警如何劝说，都一言不发。

专案组从各县市公安局抽调了12名经验丰富的审讯人员，组成了专门的审讯小组。他们分析了李红心的心理特点：自负、多疑、爱面子，而且对仕途有着强烈的执念。“我们要从他的心理弱点突破，”审讯小组组长说，“既要讲法律的威严，也要讲政策的宽大，让他知道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审讯人员没有急着追问案情，而是从他的人生经历说起。“你1972年参加工作，从一名普通警员做到刑警队长，30岁就主持公安局全面工作，那时候多风光啊！”审讯人员说，“组织上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做出这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事？”

提到自己的过往，李红心的眼神动了一下。审讯人员趁热打铁，把甄某的供述、雷管的证据、目击者的证词一一摆在他面前：“现在证据确凿，你再狡辩也没用。主动交代，还能争取宽大处理；如果顽抗到底，等待你的只能是法律的严惩。”

2月13日午夜，审讯室里的灯光依旧明亮。李红心沉默了整整两天，终于抬起头，泪水从他的眼角滑落。“我错了……”他哽咽着说，“是我炸了铁路，是我鬼迷心窍……”

随着李红心的交代，这起震惊全国的爆炸案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而这一切的根源，要从李红心的人生轨迹说起。

在邢台县，李红心曾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1957年出生的他，1972年高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凭借着聪明才智和肯吃苦的劲头，很快被调入邢台县公安局，成为一名警员。“那时候的李红心，眼里有光，干工作不要命，”曾经和他共事的老民警回忆说，“跟着老干警跑案子，风里来雨里去，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在刑警队的几年里，李红心侦破了不少大案要案。1983年严打期间，他带队抓获了一个流窜作案的盗窃团伙，涉案金额达数十万元，受到了地区公安处的表彰；1985年，他主办了一起杀人案，仅凭一枚指纹，就锁定了凶手，让案件在72小时内告破。凭借着这些功绩，他很快被提拔为刑警队队长，后来又升任公安局副局长，主抓刑侦工作。

1988年，原公安局局长调任，31岁的李红心被任命为公安局党组书记，主持全面工作。“那时候他是邢台县最年轻的正局级领导，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老民警说，“他还通过自学拿到了大专文凭，大家都觉得他前途无量，将来肯定能升得更高。”

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1989年5月，县委下发通知，调任李红心为政法委办公室主任。虽然是平级调动，但这个任命让李红心的心里凉了半截。“在他看来，公安局局长是实权派，权力大、待遇好，下面的人都捧着；而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就是个‘清水衙门’，听起来是正局级，其实没什么权力，事事都要求人。”张建国分析说。

李红心接到任命通知的那天，在办公室里坐了整整一下午。他看着墙上挂着的“优秀共产党员”奖状，看着桌上堆积的案件卷宗，心里充满了不满和委屈。“我为公安工作立了这么多功，为什么要把我调到这种地方？”他在心里质问，却又无力改变。最终，他只能强颜欢笑地去政法委报到，但心里的怨气，却像一颗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到了政法委办公室，李红心的工作热情一落千丈。他每天按时上下班，但只是敷衍了事，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工作。“他经常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有时候还会抱怨组织上对他不公，”曾经的同事说，“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变了，变得越来越消沉，越来越偏激。”

为了重新回到实权岗位，李红心开始四处活动。他找县委书记、县长，托熟人、跑关系，费尽了心思。1990年10月，他终于如愿以偿，被任命为邢台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33岁的司法局局长，在全县也是独一份，”有人劝他，“该知足了，好好干，将来还有机会。”

但李红心并不知足。在他眼里，司法局局长虽然是一把手，但权力远不如公安局局长，实惠也少了很多。尤其是1998年，原公安局局长被确定为副县级待遇后，他的心理失衡更加严重。“他觉得那个副县级待遇本来应该是他的，是组织上剥夺了他的机会，”甄某后来交代说，“他经常在家喝酒，喝多了就骂，说领导偏心，说社会不公。”

仕途的失意，让李红心开始把目光转向金钱。就在这时，一个昔日的朋友找到了他，邀请他入股开铁矿。“红心，你官也当到头了，再干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朋友说，“我搞铁矿开发，你入个股，赚了钱肯定亏待不了你。你是局长，在县里有面子，有什么麻烦事你帮着疏通一下就行，矿上的事不用你操心。”

这个提议让李红心动了心。他知道政法干部不允许经商，但转念一想，“股份放在朋友名下，只要我们不说，谁能知道？就算被发现，顶多也就是违纪，以我的身份，也不会有什么重处分。”他立刻答应了下来，东拼西凑了5万元，投入了铁矿。

为了让铁矿顺利运营，李红心利用自己的身份，多次到国土、安监等部门疏通关系，帮朋友解决了不少难题。他原本以为能靠这笔投资赚大钱，改变自己的生活，但事与愿违。由于铁矿品位低、管理混乱，再加上市场行情不好，不到两年就赔得一塌糊涂，他投入的5万元血本无归。

金钱梦的破灭，成了压垮李红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没有反思自己经商的错误，反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组织和社会身上。“如果不是组织上不重用我，我也不会去搞什么投资；如果不是社会不公，我的铁矿也不会赔钱。”他在日记里写道，“他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他们安宁！”

报复社会的念头，在他的心里越来越强烈。他开始琢磨如何制造一起“大事件”，让中央和省里都关注，让那些“对他不公”的领导“倒霉”。“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发泄自己的怨气，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审讯人员说。

要制造“大事件”，就需要帮手。李红心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庆虎。王庆虎是邢台县档案局业务指导科的副科长，和李红心是宋王庄乡的老乡，两人私交很深。46岁的王庆虎，官不大，但为人仗义，爱结交朋友，因为单位事情不多，他以家属的名义开了一家名叫“聚仙阁”的饭店，自己当起了老板。

但饭店的生意并不好。1998年的邢台，大小饭店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一个小县城就有上百家饭店，竞争异常激烈。“聚仙阁”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冷清，房租、人工成本压得王庆虎喘不过气。“他经常跟我抱怨，说工商局、税务局只收钱不办事，不控制饭店数量，让他没法活，”李红心交代说，“他还说自己官升得慢，钱赚得少，都是因为没后台。”

李红心知道，王庆虎对社会也充满了不满，而且自己平时经常带客人去他的饭店消费，帮他拉生意，王庆虎肯定会卖他这个面子。1998年夏季的一天，李红心约王庆虎在“聚仙阁”吃饭，酒过三巡，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庆虎，我想干一件大事，制造点动静，让上面的人看看。”李红心压低声音说，眼睛盯着王庆虎。王庆虎愣了一下，随即来了精神：“李局长，你说的是啥大事？只要能出这口气，我跟你干！”

看到王庆虎这么痛快，李红心放下心来。“这事不能急，得稳妥，”他说，“我先想办法搞炸药和爆炸装置，然后咱们找机会行动。爆炸地点我想好了，最好是市委或者市政府，这样影响最大。你平时多留意一下市委的情况，咱们再定具体方案。”王庆虎连连点头：“没问题，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从那天起，两人就开始秘密筹划。1998年10月，李红心以“炸鱼”为名，从朋友合资的铁矿索要了34管炸药，共计6.9公斤；随后，他又让妻子甄某冒用石料厂的名义，从爆炸物品管理站购买了5袋硝铵炸药和40枚雷管。他把其中1袋炸药存放在了王庆虎的“聚仙阁”饭店里，其余的则藏在了自己的亲戚家。

炸药有了，还需要爆炸装置。李红心想到了自己的堂弟李永新。李永新原本是邢台市机电学校的职工，生性暴躁，1982年严打期间，因为打架斗殴致人死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李永新服刑期间，李红心对他的家人照顾有加，还通过关系帮他在监狱里争取减刑。1997年7月，李永新刑满释放后，对李红心感恩戴德，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永新，我需要你帮我做两套定时爆炸装置，”李红心找到李永新，开门见山地说。李永新虽然知道这东西用途不正当，但想到李红心对自己的恩情，还是一口答应：“哥，你放心，我肯定给你做好。”

李永新有一定的机电知识，他买来钟表、电池、电线等材料，躲在自己开的公用电话亭后面，偷偷制作爆炸装置。经过几天的琢磨，他终于做出了两套定时爆炸装置，交给了李红心。“这装置很灵敏，设定好时间就能爆炸，”李永新叮嘱说，“哥，你可千万小心。”李红心接过装置，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出不了事。”

一切准备就绪，李红心和王庆虎决定在1999年1月1日实施爆炸，目标是邢台市委大院。“元旦这天爆炸，不管有没有人伤亡，消息肯定能传遍全国，中央和省里一定会重视，”李红心对王庆虎说，“到时候，那些对我不公的人，都得倒霉。”

1999年1月1日凌晨2点，李红心开着司法局那辆蓝白相间的兴达牌汽车，载着王庆虎和装好定时装置的炸药包，来到了邢台市委西墙外。此时的市委大院一片寂静，只有门口的武警在巡逻。“市委办公楼有武警守卫，咱们进不去，”李红心观察了一会儿说，“把炸药包放在西墙外的女厕所里，那里人多，爆炸后影响更大。”

两人下车，王庆虎拎着炸药包，猫着腰钻进了胡同里的女厕所，把炸药包放在了便池里，设定好了引爆时间，早上8点45分到9点之间，正是上班的高峰期。“走吧，回家等着听好消息。”李红心说。两人匆匆上车，返回了家。

那天早上，李红心和王庆虎都在家里等着爆炸声，但直到中午，也没听到任何动静。“是不是出问题了？”王庆虎打电话给李红心，声音里充满了焦虑。李红心心里也没底，直到后来看到公安局排查爆炸未遂案的新闻，他才知道，因为李永新第一次制作爆炸装置，经验不足，引爆装置没有连接好，才导致爆炸未遂。

第一次作案失败，王庆虎有些害怕，想打退堂鼓。“现在公安局查得紧，咱们还是缓一缓吧。”他对李红心说。但李红心已经走火入魔，他说：“越是查得紧，越安全！公安局的精力都放在破案上，不会有人注意咱们。听我的，继续干！”

在李红心的煽动下，王庆虎又鼓起了勇气。两人商议后决定，在1月20日再次实施爆炸——这一天，省人大、省政协正在召开年度会议，此时爆炸，必然会引起更大的关注。

1月20日晚上7点，李红心再次开着兴达牌汽车，载着王庆虎和炸药包，来到了邢台市委附近。但此时的市委周围人来人往，车流密集，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怎么办？”王庆虎有些慌了。李红心沉吟了一会儿，突然说：“不行就炸铁路！京广铁路是交通大动脉，炸了它，影响比炸市委还大！”

两人立刻改变目标，开车沿着107国道向北行驶，很快就到了京广铁路邢台至官庄段的一个乡村公路口。“就在这儿，”李红心停下车说，“这里偏僻，晚上没什么人，炸了铁轨，火车肯定过不去。”王庆虎从车上卸下自行车，把炸药包绑在车后座上，推着自行车向铁路走去。

此时的铁路边一片寂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火车的汽笛声。王庆虎哆哆嗦嗦地走到京广铁路下行线368公里980米处，把炸药包放在了铁轨上，设定好了引爆时间。他刚骑车跑回公路边，就听见身后传来“轰”的一声巨响~

8点03分，爆炸发生了。

爆炸的气浪把汽车都震得晃动了一下，灰尘和碎石溅在车玻璃上。李红心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发动汽车，踩着油门逃离了现场。在路上，两人都沉默不语，车厢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到了分岔路口，李红心对王庆虎说：“这事是掉脑袋的罪，到死都不能说出去。”王庆虎脸色惨白，只是连连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红心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但他没想到，目击者看到了他的汽车，妻子的证词出卖了他，现场的物证指向了他。他精心策划的“大事件”，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绝境。

随着李红心的交代，专案组立刻展开抓捕行动。2月15日，逃跑多日的王庆虎在河北与河南交界的一个小旅馆里被抓获；2月18日，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的李永新也被捉拿归案。

1999年2月24日，经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李红心、王庆虎因涉嫌爆炸罪、破坏交通设施罪，李永新因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被邢台市公安局依法逮捕。当冰冷的手铐戴在李红心手上时，这个曾经的司法局长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彻底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