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 大地主（1/2）

看完何茂才递交的徐氏实业在上海的产业资料汇总，徐渊又从书柜中取出大姐从苏州带过来的徐家祖业资料。

徐明远祖籍苏常道吴江县，徐家在前清本身就是数得着的大地主，后来经商积累到不菲身价又大量购买周边土地，到了民国，徐家已经成为了拥有7000余亩土地的地主。

民国时期的土地占有呈现高度集中的特点，但大多数地主的土地规模有限。一般“小地主”多为几十亩到几百亩；“中地主”多为几百亩到两千亩；超过两千亩即可称为“大地主”，而5000亩以上已属“顶级大地主”，全国范围内数量极少（尤其在人口密集、土地开发程度高的江南地区）。

苏州所在的苏南地区，因明清以来便是“人多地少”的富庶之地，土地分割细碎，徐家单户地主拥有7000亩土地，相当于直接控制了数个村庄的全部耕地，其规模在当地乃至全国都属罕见，可与北方的“军阀地主”（如曹锟家族）、南方的“官僚地主”（如后来孔宋家族在部分地区的土地）相提并论。

江南（苏州、常州、嘉兴、湖州等府）是传统农业精耕区，土地亩产高（水稻亩产通常在200-300斤），但人均耕地少（民国时期苏州人均耕地不足1.5亩）。7000亩土地若集中在苏州周边，可覆盖多个乡镇，不仅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收益，更附带对佃农的人身控制（“永佃权”“押租制”下的依附关系）和地方社会影响力（参与乡绅治理、掌控地方公益资源），徐家在这里社会地位远超一般商人或者中小官僚。

现在这个时期地主的土地收益主要来自“地租”（分“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江南以实物地租为主，尤其水稻产区），具体收益需结合地租率、亩产、作物类型等因素估算。

徐家土地集中的吴江地区以种植水稻（一季稻为主，部分地区有双季稻）为主，大部分是中等肥力的水田。水稻亩产约250斤（稻谷），江南普遍实行“分成租”或“定额租”，分成租多为“对半分”（地主与佃农各得50%），定额租则按亩产的40%-60%收取，徐明远根据具体情况两种方式并行。

徐家作为地主需承担土地税（约占地租的15%）、管理成本（如账房、催租人员酬劳）等，扣除后实际收益约为地租的80%。

账目上是过去的1924年的统计，7000多亩土地产出斤稻谷。江南稻谷价格（约1银元可买30-40斤稻谷）计算，实际收益（扣除税费等）折合银元约元。

当时普通上海工厂工人月薪约15银元，年工资约180银元；小商人年利润多在数百银元上下。7000多亩土地的年收益相当于百十个工人的年薪总和，足以支撑一个大家族的奢华生活。此外，地主常通过“押租”（佃农预付押金）、“加租”（丰年提高租率）、放高利贷等方式额外获利，实际收益可能更高。

作为苏州周边的“顶级大地主”，哪怕这些来自于土地上的收益相对于在上海滩经营实业的利润，不过一个零头，也足以使徐家成为地方上的经济寡头，甚至影响区域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

至于徐家如何控制自己手中的土地和人口，徐明远也是“和光同尘”，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地主们并无本质区别。

民国时期社会结构复杂，封建土地制度仍占主导，大地主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延续了传统手段，同时也因时局动荡（如军阀割据、战争频发）形成了一些新特点，核心仍是通过经济、政治、宗族、暴力等多重手段强化剥削与依附关系。

混乱的现实让土地兼并更为剧烈，军阀利用军权强占农民土地，或在灾年以极低价格收购饥民土地；官僚通过政治特权圈占良田，形成跨区域的土地垄断。普通农民失去土地后，只能沦为佃农或长工，被牢牢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

地租率普遍高达50%—70%（甚至更高），除实物地租（如稻谷、棉花）外，还附加各种苛捐，如“押金”（租地前缴纳的高额保证金）、“小租”（额外索取的农产品）、“劳役地租”（强迫佃农为地主无偿服役，如耕种、建房、运输等）。

农民遇天灾人祸时被迫借贷，地主以“驴打滚”“利滚利”等方式放高利贷，一旦无力偿还，土地或家产就被抵债，进一步加剧依附关系。

大地主往往与地方军阀、国民党政权或土豪劣绅勾结，借助政治与武装力量维护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