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3章 内部平衡（1/2）

徐渊深知，隐形帝国的稳固，既要防外部地缘挤压，更要防内部权力旁落。因此，在华渊管理委员会及核心体系内，他精心布下“派系分立、权责交叉、相互掣肘”的制衡棋局——所有亲信皆为他一手提拔、绝对效忠，但彼此间却形成天然的权力张力，而徐渊本人，则始终站在棋局中央，成为唯一的决策者与最终仲裁者。

徐渊的核心亲信圈，围绕“军事、金融、情报、行政”四大核心领域，形成四大派系，每个派系的领军人物都手握重权，却又被其他派系死死牵制，无人能独善其身。

就拿赵烈来说，作为徐渊在缅北战场的头号悍将，统领一部分“新华人独立兵团”与“南洋华人独立军”的核心战力，是帝国的“枪杆子”掌舵人之一。他手握兵权，是除了徐渊和曾维献之外能调动两地驻军的少数几人之一，却处处受限：

军费与装备由金融派掌控——军队的弹药补给、军饷发放、装备升级，需向管理委员会提交申请，经金融派首领沈慕言审核后，再由徐渊最终批准。沈慕言常以“财政预算不足”“优先保障民生经济”为由，对非必要的军事扩张申请“打折扣”，倒逼赵烈必须与金融派协商，而非独断专行；

军事行动受情报派监督——情报派首领苏曼卿麾下的“暗影社”，在军队中安插了专职联络官，名义上是提供情报支持，实则全程监控军队动向——从兵力部署到军官任免，情报网络都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徐渊，杜绝赵烈培植私人势力的可能。赵烈曾想提拔自己的亲信担任新加坡独立军师长，却因情报派反馈“该军官与马来亚苏丹国私下有联系”，被徐渊直接否决，最终只能听从委员会的任命。

沈慕言掌控华渊金融集团，管着帝国的“钱袋子”，负责香港的金融运作、三地贸易结算、矿产与橡胶的定价销售，是帝国经济的核心支柱。但他的权力同样被层层束缚：

资金调配需行政派背书：任何大额资本支出（如投资缅北工厂、支援新加坡基建），都需行政派首领顾维桢出具“项目可行性报告”，明确资金用途与预期收益，否则无法启动。顾维桢常以“行政效率”“民生优先级”为由，驳回沈慕言一些过于激进的金融投机计划，避免帝国经济过度冒险；

账目受情报派审计：苏曼卿的情报网络下设“财务监察组”，有权随时审计金融集团的账目，核查资金流向是否合规。沈慕言曾想通过海外空壳公司转移部分矿产收益，刚启动便被情报派察觉，徐渊虽未严惩，但明确要求“所有资金往来必须公开透明”，让沈慕言不敢再越雷池。

苏曼卿统领“暗影社”，掌控覆盖缅北、香港、南洋的情报网络，负责监听殖民当局动向、排查内部反叛者、收集周边政权情报，是徐渊的“千里眼”与“顺风耳”。她看似权力隐秘且庞大，却有两大枷锁：

情报使用需经行政派审批：情报派收集的信息，不能直接对外发布或用于行动，需提交给行政派的“信息审核处”，由顾维桢统筹判断是否符合帝国整体利益。苏曼卿曾获取“泰国军方计划封锁边境”的情报，想直接通报赵烈备战，却被顾维桢拦下——理由是“需先通过外交渠道核实，避免误判引发冲突”，最终徐渊采纳了顾维桢的建议，通过贸易谈判化解了危机；

行动权限由徐渊独授：情报派的暗杀、爆破等秘密行动，必须获得徐渊的亲笔指令，否则无权执行。苏曼卿曾怀疑一名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官员通敌英国，想直接抓捕审讯，却因未获徐渊授权而被驳回，最终徐渊亲自下令“由行政派与情报派联合调查”，既避免了情报派滥用职权，也维护了体系稳定。

顾维桢统筹三地行政事务，负责官员任命、民生治理、政策推行，是帝国的“大管家”。他看似总揽日常管理，却离不开其他派系的配合：

地方治理需军事派支持：新加坡的治安巡逻、缅北的边境管控、香港的要地守卫，都需军事派分兵配合。顾维桢曾想在缅北新增移民聚居区，却因赵烈以“兵力不足，需优先防守边境”为由拒绝调兵保护，只能暂缓计划，最终通过与赵烈协商“由移民组建预备役自卫队，军事派提供训练支持”，才达成共识；

政策落地需金融派供血：无论是“平价粮布计划”还是基建工程，都需要金融派拨款支持。顾维桢曾提出“在新加坡兴建华文大学”的提案，因沈慕言以“当前优先保障军事开支”为由削减预算，最终只能缩减规模，先开设职业技术学校，后续再逐步推进。

四大派系的掣肘，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徐渊通过三大手段刻意塑造，确保权力始终围绕自己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