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1章 舆论狂潮（1/2）

厚生武术交流会公告中，最让普通民众眼睛发直、茶饭不思的，莫过于“龙虎榜”新秀大赛那串足以砸穿纸页的奖金数字——公告里的铅字字字千钧，像是用银元堆出来的一般：

“……为激励国术后进，助新秀崭露头角，‘龙虎榜’优胜者将获本会重金嘉奖。本次大赛总奖金池高达七万多大洋！其中金奖三名，每人独得五千大洋巨奖；银奖七名，每人三千大洋；铜奖十五名，每人一千五百大洋；即便是未能跻身三甲、仅获前五十名者，亦能各得五百大洋奖励……”

这串数字，在1935年的中国，绝非冰冷的文字，而是实实在在能砸出生活水花的“硬通货”。要知道，当时一块大洋的购买力，足以让一个五口之家买上三十斤大米、五斤猪肉、两斤煤油，安安稳稳过一个月；两块大洋能请一桌像样的酒席，十块大洋能租一间带院的小平房，一百块大洋就能供一个孩子读完整整一年私塾。而五千大洋的金奖，是什么概念？在上海的弄堂里，能买下一整栋带天井的两层小楼；在南京的夫子庙旁，能开一家体面的绸缎庄；即便是在物价稍低的北平，也能置下十几亩良田，让一家人从此衣食无忧——这笔钱，对靠苦力谋生的码头工人、对守着小铺子的商贩、对寒窗苦读的书生，甚至对不少怀才不遇的年轻武者来说，都是一笔足以彻底改写命运的“巨款”。

更令人咋舌的是，这般手笔，直接碾压了此前国术界的所有赛事。数年前轰动全国的1929年杭州国术游艺大会，作为民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武术盛会，冠军奖金也不过五千大洋，且仅设一名；而上海此前举办的擂台赛，冠军奖金更是只有三千大洋，获奖人数寥寥无几。徐渊这次不仅把总奖金池拉到了七万多，是杭州大会的数倍之多，更一口气设了金奖三名、银奖七名、铜奖十五名，连前五十名都有奖励——相当于把“中奖门槛”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度，把“奖励力度”抬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这哪里是“激励后进”，分明是用真金白银，向全天下的年轻武者递出“英雄帖”，字里行间都透着徐氏实业“财大气粗”的底气，以及徐渊办好这场武会的“势在必得”。

公告一出，整个中国的市井江湖，瞬间被这串“大洋数字”点燃了。

上海的茶楼里，刚开门就挤满了茶客，每张桌子上都摊着《申报》或《新闻报》，茶客们指着公告上的奖金数字，嗓门比平时高了八度：“乖乖！五千大洋！够买三栋楼了！”“前五十都有五百块？徐老板这是要撒钱啊！”有的老茶客放下茶碗，掰着手指头算：“我活了五十年，都没见过五千大洋堆在一起的样子，这年轻娃子要是能拿个金奖，这辈子都不用愁了！”茶楼外的报摊前，更是围得水泄不通，摊贩们把两份报纸叠在一起，举得高高的吆喝：“看报看报！厚生武会撒钱啦！五千大洋金奖！”报纸销量比平时翻了三倍，有的摊贩卖到中午就断了货，只能临时去报社补货，回来时胳膊上挎着的帆布包，被报纸撑得鼓鼓囊囊。

北平的清晨，胡同里的早餐摊飘着豆浆油条的香气，食客们手里捏着《北平晨报》，边喝豆浆边议论。“你说咱北平的形意门那几个年轻徒弟，能不能去拼一把？”“难！南方的咏春、北方的查拳，多少好手盯着这五千大洋呢！”有个卖油条的师傅，手里翻着油条，嘴里也不闲着：“我要是年轻二十岁，哪怕只会两下把式，也得去南京凑个热闹！”旁边的食客们哄堂大笑，笑声里，满是对这笔“巨款”的向往。

广州的码头，正午的太阳晒得石板发烫，工人们扛完最后一袋货，就围坐在码头边的榕树下，抢着看一份传阅的《大公报》。“厚生武会！金奖五千大洋！”一个黝黑的工人指着报纸，声音都有些发颤。有人立刻盘算起来：“参赛的拳套、护具，找武馆师傅打一套，也就几块大洋，要是能拿个前五十，五百块能盖个小房子了！”另一个工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别做梦了！真有这本事，早就去武馆当师傅了！”嘴上这么说，眼睛却死死盯着报纸上的奖金数字，眼神里藏不住的羡慕。

街头巷尾，无论是穿长衫的文人、穿短打的苦力，还是抱着孩子的妇人，嘴里聊的都是“厚生武会”“五千大洋”；茶馆里的说书先生，干脆把奖金的故事编进了评书，一开口就是“徐老板掷金励武，天下英雄齐聚金陵”；连孩子们在街上玩闹，都学着拳师的样子扎马步，嘴里喊着“我要拿五千大洋”——那串印在报纸上的数字，像一颗投入湖心的巨石，激起的涟漪，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也让“厚生武术交流会”，从一场单纯的武道盛会，变成了举国瞩目的“全民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