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四一二”（1/2）

来自历史下游的徐渊结合当下的经历，对民国的这些大人物又有了新的理解。蒋介石之所以决意发动清党，并非单一因素决定，而是其政治野心、阶级立场与国内外势力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彻底背叛。

首先是意识形态与权力斗争的根本冲突。

国共合作（党内合作）之初，中共及背后的共产国际希望借助国民党的平台发展自身力量，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如湖南农民运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极大地冲击了旧有的社会秩序，这让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感到恐惧。

蒋介石通过北伐掌握了军权，但其权力基础并非建立在激进的工农运动之上，而是依赖于江浙财阀、旧军阀倒戈部队和地主乡绅。这些势力是工农革命的直接对象，他们强烈要求蒋介石镇压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群众运动，以保护其既得利益。

其次争取国内外支持的现实需要。

北伐军费耗资巨大，以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为首的江浙资产阶级（“江浙财阀”）为蒋介石提供了巨额财政援助（先后提供了约700万银元，徐渊也象征性的出了一部分）。他们的条件是：反共、停止工农运动、维护上海秩序，以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

北伐期间发生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等事件，震动列强。他们惧怕一个由“赤化”势力主导的统一中国。尤其是日本和英国，不断向蒋介石施压，要求其与共产党决裂。同时，他们也将蒋介石视为一个可以谈判、维护其在华利益的“温和”代理人。

最后也就是蒋介石个人的政治野心了。

这位出身浙江奉化的所谓“革命军人”此时并非国民党内唯一的领袖，他面临着来自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徐谦等）和国民党左派的竞争。“清共”可以消除党内对手借助共产党力量挑战其权威的可能性，同时通过暴力清洗建立其个人独裁统治。他企图以“反共”为旗帜，整合右派势力，成为国民党的唯一核心。

清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周密策划的系统性暴力行动，结合了政治欺骗、舆论准备、黑帮暴力与军队镇压。

北伐期间，国民党右派就开始散布“共产党借容共篡夺国民党”、“工农运动过火”、“破坏北伐”等言论。

蒋介石到达上海后， 其麾下控制的报纸大肆宣传“工人纠察队将要袭击龙华驻军”等谣言，为武力镇压制造借口。同时组织所谓“上海工界联合总会”（简称“工联会”）等黄色工会，与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对抗。

这位像流氓头子远胜政府领袖的半吊子政客，深知直接动用军队屠杀工人会引起国际舆论反感，且军队中也有部分官兵同情革命。因此，他选择了与上海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紧密勾结。

地痞无赖们被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总会”等伪装组织，由他们充当暴力行动的急先锋和“白手套”，以便事后推卸责任。

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第一军（何应钦部）和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调防上海，替换掉对工人抱有同情心的北伐军（薛岳师），完成了军事包围。

派遣代表与驻沪的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英美日法）进行沟通，后者承诺其驻军将“保持中立”，并允许蒋介石的军队通过租界，从而为突然袭击提供了地理便利。

整个过程是一场有预谋、分步骤的残酷镇压。

徐渊在法租界霞飞路的公馆中冷眼旁观，他已经警告过与自己有过接触的左翼作家夏言、陈汉生等人，也郑重其事的把可能的情况分析给了疑似（实际上基本确定）地下党的远亲徐驰卿，后续发展如何，就看各自的造化了。

蒋介石在4月初于上海召开一系列秘密会议后，就下定了“清党”决心。

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试图缓和国共关系，但为时已晚，反而麻痹了部分共产党人。

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罢工、集会、游行，为镇压提供法律依据。

4月11日，蒋介石下达“清党”密令。深夜，杜月笙诱捕并残忍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砍掉了工人运动的指挥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