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巴蜀心向（1/2）

蜀汉章武六年（公元267年）冬，南中之地笼罩在一种悲壮而坚韧的氛围中。江阳的挫败与牺牲如同一道深刻的伤疤，刻在南汉政权的心头，时刻提醒着北进事业的极端艰险与残酷。陈密等忠烈之士的鲜血并未白流，它让以卫将军诸葛瞻为首的决策层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已然稳固的晋朝统治，任何直接的、军事化的冒进都近乎自杀，欲在北方故土重燃汉帜，必须转换思路，采取更为深远、更为根本的攻心之策。与此同时，来自北方的情报碎片不断汇集，揭示出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现实：尽管司马炎通过加官进爵、推行占田制等手段大力笼络益州士族，然其统治根基远未稳固，新旧势力交替中的矛盾、地方大姓对中央赋役的怨怼、以及底层百姓对故国的依稀怀念，如同冰封大地下的暗流，仍在悄然涌动。能否把握并利用好这种人心向背，成为决定南汉政权能否突破地理封锁、在精神层面保持对北方强大压力的关键。

这一日，永昌不韦城王府的密室内，炭火盆驱散着寒意，一场级别极高、参与者极少的秘密会议正在举行。北地王刘谌亲临，卫将军诸葛瞻、安南将军霍弋、秘书令郤正以及新任北地司郎中张瑛在列。案头摆放的不再是军事地图，而是大量由张瑛整理汇编的、关于益州各郡县主要士族门阀的谱系、现状、人物性格分析以及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来的民间谣谚、舆情动向。

刘谌面色凝重，开门见山：“江阳之失，烈士殒身，孤心甚痛。然亦使我等待清醒，北地之事，强攻不如智取，刀剑之争莫若人心之争。今日请诸位爱卿来，便是要议一议，如何在这晋廷治下的巴蜀之地，播撒我汉室种子，维系故国遗民之心。”

张瑛首先禀报，语气沉痛中带着一丝希望：“殿下，诸位大人。据北地司多方印证，陈密军侯等人虽功败垂成，然其壮烈事迹，已在江阳、犍为部分士民中秘密流传，晋吏虽严密封锁，然南中犹遣死士来的消息不胫而走，于心怀故主者，实乃一剂强心针。此乃血换来的‘势’，不可轻弃。” 他话锋一转，“然晋廷手段亦愈发凌厉。司马炎采纳贾充等人之议，加大对益州士族笼络，如征辟谯周族人入洛为官，又命益州刺史王濬整顿吏治，清丈田亩，看似惠民，实则欲摸清底细，加强控制。许多原本态度暧昧的士族，如今或被迫或自愿，渐与晋合作。时间似乎并不站在我们这边。”

霍弋眉头紧锁：“如此说来，北地人心，岂非将随岁月流逝而尽归司马氏？”

郤正则沉吟道：“不然。据老臣所析，晋廷之策，虽势大，然其弊在‘急’与‘疏’。急于求成，则易生怨隙；疏于情礼，则难服人心。尤其蜀中士族，累世官宦，重名节、讲渊源。司马氏以篡得国，纵以高官厚禄相诱，然于‘忠义’二字，终是短板。此正为我可乘之隙。”

诸葛瞻静听良久，此时缓缓起身，走到一张标注着益州主要郡县和士族分布的地图前，目光深邃，仿佛要穿透图纸，看到那些故土上的人心向背。他清晰地道出了自己的战略构想：

“殿下，诸位。张先生带来了警讯，郤令君指出了关键，江阳之血，告诫我辈北进不可莽撞；而北地士民未冷之心，则启示我辈大有可为。然如何为？若仍如以往，派死士、传檄文，虽壮烈，然效微而险巨。瞻以为，当此之际，我朝对北地之策，需进行根本转变，从‘派人潜入’转为‘文化浸润’；从‘军事骚扰’转为‘情感维系’；从‘短期行动’转为‘长期经营’。核心，便在于这四个字——‘巴蜀心向’！”

他详细阐述其“文心北渡”之策：

“其一，秘传‘声教’，以文固本。” 他手指益州，“立即停止派遣大规模武装人员渗透。转而利用尚存的、可靠的商队秘密渠道，将我在南中推行的仁政、兴办的学宫、开拓的海疆、乃至殿下关怀民生的诏书，以野史、笔记、杂谈等不易察觉的形式，巧妙编入书籍、货品中，流入北地市井乡野。内容不直接鼓吹反晋，只彰显‘南中汉家，礼乐犹存，生机勃勃’，使北地遗民知汉祚未绝，且有新气象，心生向往。此乃‘润物细无声’。”

“其二，暗结‘香火’，以情动人。” 他的手指点过几个重要地点，“对于已确认心向汉室的故吏世家、忠烈之后，不再要求其冒险起事。而是由北地司设计一套极其隐秘的联络与资助方式，或假托故人接济，或借助寺庙香火钱，送去些许南中特产、慰问书信，示以不忘故人之意。重点在于表达‘朝廷知其忠义，体其艰难，但存此心，便是功臣’，使其感受到精神上的归属与慰藉，而非压力。同时秘密寻访流落民间的蜀汉旧臣后裔、有清誉的隐士，给予名誉上的褒奖，树立道德榜样。”

“其三，巧借‘乡谊’，以利相联。” 策略更为务实，“鼓励与南中有贸易往来的商贾，尤其是原蜀中籍贯者，在北方经营时，优先与那些对晋廷并非死心塌地的士族、豪强进行商业合作，让其在经济上与我南中产生关联，形成利益共同体。初期不必要求其表态，只需维持往来，潜移默化中，其立场自会受到影响。对其中确有才学、又对晋不满的寒门子弟，可秘密资助其学业，或暗示其可南来投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