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海市新篇（2/2）

张质的代表则提出：“郡府可增派干练胥吏，协助市舶司管理市容、平抑物价、检验度量衡。同时，可在港区设立‘蕃学’（语言学校），招募通晓汉蕃语言的士子或归化蕃客，教授简单汉语及礼仪，促进交融，减少误会。”

刘琏综合各方意见，决断道：“诸位所言极是。海市新篇，需以‘法治’、‘有序’、‘普惠’为基。便依此议：诸葛公子主责，会同市舶司，半月内修订完成新例；陈将军即刻抽调精锐，组建港区巡防营；郡府协助增设蕃学、医馆。所需费用，由市舶税收支应。务使楪榆港，成为商贾安心、货物其流之乐土！”

然而，海市带来的冲击，远不止于管理。数日后，秘书令郤正自不韦城发来一封密信，语气凝重。信中提及，朝中已有官员上疏，言辞激烈地抨击海市带来的“弊政”：言称蕃商服饰怪异，有伤风化；夷乐喧闹，蛊惑人心；奇技淫巧，玩物丧志；更有人担忧，长此以往，南中淳朴民风将受沾染，夷汉之防将渐趋模糊，动摇国本。奏疏中甚至将去岁永昌部分地区出现的奢侈消费之风，也归咎于海贸带来的“蕃货”。

这封密信，揭示了繁荣海市背后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冲突。保守势力对伴随海洋贸易而来的外来文化，抱有根深蒂固的警惕和排斥。

刘琏与诸葛尚阅信，心情沉重。他们深知，此非小事，关乎朝廷政策风向。二人连夜草拟奏章，一方面承认需加强引导，防止奢靡之风，另一方面则极力陈说海贸之利：“……蕃货之来，可充府库，可利军工，可惠民生。夷乐虽异，然可广见闻；奇技虽巧，然可资利用。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终成霸业。我朝处四战之地，当有海纳百川之胸襟，方能取长补短，日益强大。若因噎废食，闭关自守，岂非自绝于天下？”

奏章由快马送往不韦的同时，刘琏与诸葛尚也采取行动，他们邀请了一些开明的士人、医官、匠师，组织小范围的“品鉴会”，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海外物产的实用价值，而非仅仅视作玩物。

就在这内部争议未平之际，海路本身又带来了新的、足以震动朝野的消息。一支自交州方向冒险北上的商队，带来了一名特殊人物——一位原东吴辖地会稽郡的商人，名为沈富。此人因得罪当地豪强，家业破落，遂倾其所有，购得一船瓷器，欲冒险南下扶南寻找生机，途中听闻楪榆港通商，特来碰运气。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一个关于中原的、尚未经完全证实的惊天消息：去岁（公元265年）年末，魏国权臣司马昭病逝，其子司马炎继位晋王后不久，已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登基为帝，定国号为“晋”，改元泰始！

尽管消息模糊，且司马氏代魏在某种程度上是意料中事，但其正式发生，仍不啻为一记惊雷。沈富还带来一些传闻，称晋帝司马炎正忙于稳定内部，安抚旧魏势力，对边地用兵似暂缓，但对仍在南方存在的“汉”政权，必视为心腹之患。

刘琏与诸葛尚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面厚待沈富，细问详情，一面火速将消息密报不韦城与博南前线。

消息传开，在楪榆港的蕃商、水手、乃至市舶司官吏中引起了阵阵骚动与议论。中原王朝的更迭，无疑将影响整个东亚的格局，自然也波及这南海一隅的贸易。有人担忧北方战火重燃会影响商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机遇。

站在市舶司的望楼上，望着脚下这片日益繁华、却又暗流涌动的海市，刘琏对诸葛尚慨然道：“海市新篇，方兴未艾。然内外风波，已随之而至。内有守旧之议，外有强晋之立。未来之路，恐更需步步为营。”

诸葛尚目光坚定：“殿下，此正为考验。海市不仅是利之所在，更是我朝观测天下、连通外界的窗口。唯有将此处经营得铁桶一般，利通人和，方能在这大变局中，为我大汉争得一线生机。”

楪榆港的海市新篇，在繁荣、混乱、争议与外部剧变的交织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它既是南中政权活力的体现，也成为了折射天下大势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