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十六回深度解读2（1/2）

四、艺术表现的创新突破

1.白描技法的极致运用：从韩道国出场看人物塑造艺术

《金瓶梅》的人物塑造艺术在韩道国出场描写中达到惊人高度。作者仅用五短身材，三十年纪八个字，便在读者脑海中刻画出一个鲜活的市侩知识分子形象，这种以少总多的白描功力，堪比明代肖像画中的墨骨法——不施浓彩而气韵自生。当韩道国身穿青布直裰，腰系绒绦出现在西门府时，这极简的服饰描写实则暗藏身份密码：青布直裰是生员常服，暗示其读过几句书的过往；绒绦而非玉带，则暴露其已堕入市井的现状。这种看似随意实则精心的细节取舍，恰如明代画家曾鲸所言点睛之笔不在多，在得其神，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人物的精神底色。

五短身材的体态描写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心理信息。在中国传统审美中，身长七尺是君子之相，而韩道国的不仅是生理特征，更是精神矮化的隐喻。作者刻意回避对五官的具体描绘，转而聚焦身材比例的不协调，这种艺术处理使人物立刻脱离类型化窠臼——读者不必知道他眉是否浓、眼是否大，单从这失衡的体态中便能感知其内心的局促与焦虑。明代肖像画讲究形神兼备，《金瓶梅》的白描同样追求以形写神：当韩道国见了西门庆，忙躬身作揖五短身材的弯腰幅度自然比常人更大，这个动态细节将其刻意逢迎的性格暴露无遗。正如鲁迅所言《金瓶梅》描写世情，尽其情伪，这种对身体政治学的微妙把握，使其人物塑造超越了同时代的小说作品。

三十年纪的年龄标注暗藏叙事玄机。明代三十而立的社会期待与韩道国尚未立稳脚跟的现实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这种时间焦虑构成其投机行为的心理根源。作者选择在韩道国三十岁时让其登场，绝非偶然——这正是人生选择的关键节点：是坚守读书人的底线，还是彻底向世俗妥协？韩道国的选择是后者，而三十年纪的强调，使其堕落更具警示意义。明代文人袁宏道曾感叹三十不立，终难有成，韩道国显然深谙此道，因此才会抓住西门庆这根救命稻草不惜一切代价。当他对西门庆说小人愿效犬马之劳三十年纪的紧迫感化作声音里的谄媚，这种年龄焦虑转化为道德妥协的心理过程，通过极简的年龄标注便清晰呈现，足见作者白描技法的炉火纯青。

服饰细节的符号化运用展现惊人的艺术匠心。韩道国头戴万字头巾的描写，万字纹本是吉祥图案，却与其投机钻营的品行形成反讽；脚穿皂靴则暴露其渴望跻身官场的隐秘心理——明代只有士绅阶层可穿靴，商人穿靴需捐纳功名。这些看似随意的服饰元素，实则是人物欲望的物化显现。当他袖中取出账册时，作者特意点明用蓝布包裹，这块普通的蓝布与西门庆洒金笺形成阶级对比，暗示其向上流动的艰难。明代肖像画注重衣冠识品，《金瓶梅》将这种视觉艺术传统转化为文学描写：通过服饰的新旧、质料、款式，不动声色地交代人物的身份变迁与心理状态。韩道国那身半新不旧的青布直裰，恰是其半儒半商尴尬身份的最佳注脚。

言行举止的矛盾性白描揭示人物的复杂性。作者写韩道国言谈滚滚，满面春风，却在转身时悄悄将银子袖入怀中；写他对西门庆恭敬有加，却在背后向韩道国娘子吹嘘老爹如何器重。这种表面热情与内心算计的反差，通过满面春风袖银两个细节的并置便昭然若揭，无需任何心理分析。明代思想家李贽提倡童心说，而韩道国的言不由衷恰是童心泯灭的典型症状。当他对韩道国娘子说西门老爹看上你是咱家福气时，脸上的与眼底的阴翳形成奇妙的表情张力，这种皮笑肉不笑的神态白描，比任何批判都更具讽刺力量。正如参考资料所言，《金瓶梅》的深刻性在于对人性深渊的寓言式勘探，而白描技法正是勘探人性的精准工具。

明代肖像画艺术对小说创作的渗透清晰可见。晚明文人画讲究逸笔草草，不求形似，《金瓶梅》的白描同样追求得意忘形——不追求外貌的精确再现，而致力于精神气质的捕捉。曾鲸的波臣派肖像画善用淡墨渲染，《金瓶梅》则善用淡笔白描：写韩道国五短身材，如同画家勾勒轮廓；写其言谈滚滚，恰似墨色晕染；而满面春风的表层描写与卖妻求荣的深层性格形成的反差，则堪比肖像画中眼神的留白，引人深思。当我们将韩道国的形象与唐寅的《秋风纨扇图》并置，会发现二者精神上的惊人相似：都是在世俗压力下放弃操守的知识分子，都带着一丝自嘲的微笑面对命运的嘲弄。这种文学与绘画的跨艺术对话，使《金瓶梅》的人物塑造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审美价值。

白描技法的现代启示在于对冗余信息的勇敢舍弃。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我们反而更需要《金瓶梅》式的减法艺术——用最精准的细节传递最丰富的信息。韩道国的塑造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不是罗列所有特征，而是找到那个能唤起全部想象的关键细节。当作者决定用五短身材贼眉鼠眼来定义韩道国时，他选择了一条更艰难也更高明的艺术道路——不直接评判人物善恶，而是通过客观呈现引导读者自行判断。这种作者隐退的叙事策略，使其白描具有了现代小说的客观性特征。正如参考资料中对《金瓶梅》的评价：它并非纵欲的教科书，而是一面冷酷的社会镜鉴，这面镜子的清晰度，恰恰来自作者惜墨如金的白描功力。

在韩道国出场的短短百余字描写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小说白描艺术的巅峰状态：用身材暗示精神，用年龄标注焦虑，用服饰揭示身份，用言行展现矛盾。这种以形传神的艺术手法，不仅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市侩知识分子形象，更开创了中国小说细节现实主义的传统。当我们在现代文学中读到阿q头上的癞疮疤孔乙己的长衫时，都能看到《金瓶梅》白描技法的深远影响。韩道国或许只是个小人物，但他出场描写中蕴含的艺术智慧，却足以让《金瓶梅》屹立于世界文学经典之林——这正是少即是多的永恒魅力，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留给我们的宝贵艺术遗产。

2.网状叙事结构的成熟实践：多线索交织的叙事艺术

《金瓶梅》第十六回的叙事艺术如一张精密编织的锦缎，商业线的银钱流动、家庭线的暗流涌动与市井线的喧嚣笑语在同一时空经纬交错，既各自延展又相互勾连。当西门庆在绒线铺合同上按下朱印的瞬间，潘金莲正在后院用银簪挑开李瓶儿送来的酒坛泥封，而应伯爵带着帮闲们的喧闹声已从街角传来——这三个看似独立的场景，实则通过西门庆这个核心枢纽形成隐秘的叙事网络。作者如同高明的织锦匠人，将商业谈判的紧张、妻妾争斗的微妙与市井应酬的喧闹编织成同一幅晚明社会风情画，每个线头都牵着整个网络的震颤，这种事无巨细却暗流涌动的叙事方式，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网状结构的成熟。

商业线的资本流动构成叙事网络的经线。从西门庆与韩道国写立合同的核心事件出发，衍生出资金筹备-货源组织-税务打点-利润分配的完整商业链条，每个环节都牵动着其他叙事线的神经。当西门庆决定从李瓶儿妆奁中支取三千两时，商业线便与家庭线产生第一个交点——这笔资金既推动绒线铺开张，又改变了妻妾间的权力平衡；当他托钞关钱老爹照应时，商业线又与官场线形成隐秘连接，而应伯爵在宴席上打听临清码头行情的举动，则使商业线与市井线产生共振。这种主线分明、支线蔓生的结构，恰似明代江南水乡的河网系统，主干道承载运输功能，支流则滋养着沿岸的社会生态。与《水浒传》单轨叙事不同，《金瓶梅》的商业线从不单独推进，它总是与其他线索相互渗透：韩道国签订合同后立刻去李瓶儿处回话，将商业合作转化为家庭关系的试金石；西门庆用铺中盈利给吴月娘打金镯子，则完成了资本向情感货币的转化。

家庭线的情感博弈构成叙事网络的纬线。潘金莲与李瓶儿的礼物战争在本回呈现为三个回合：李瓶儿送礼试探、潘金莲回礼反击、吴月娘居中调和，每个回合都与商业线形成镜像关系。当潘金莲抱怨李瓶儿的酒不如我的烈时，她实际在抗议对方用温柔攻势争夺西门庆的关注，这种情感争夺恰与商业线市场份额的竞争形成隐喻性对照。更精妙的是家庭线内部的次网络结构：吴月娘与孟玉楼的战略同盟、潘金莲与春梅的主仆呼应、李瓶儿与玳安的情报交换，这些微型关系网络如同纬线中的纤维，共同构成坚韧的叙事肌理。《水浒传》写家庭关系多取断裂式处理（如武大郎与潘金莲的冲突直接导向凶杀），而《金瓶梅》则擅长浸润式描写：潘金莲对李瓶儿的敌意从不爆发为直接冲突，而是渗透在借丫头传话故意打翻茶盏等日常细节中，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叙事策略，使家庭线与商业线的交织更具生活质感。

市井线的众生喧哗构成叙事网络的填充物。应伯爵等人的宴席场景看似游离于主线之外，实则是商业线与家庭线的重要缓冲带。当应伯爵用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的俚语调侃时，他不仅调节了西门庆与韩道国的紧张关系（商业线），也暗示了妻妾们在男权社会的真实地位（家庭线）。市井线的功能如同明代家具的工艺，既加固主体结构，又增添装饰美感：帮闲们的插科打诨稀释了商业谈判的严肃，他们的贪婪嘴脸则反衬出西门庆的，而他们传播的市井流言又成为家庭线矛盾的催化剂。与《水浒传》江湖线的传奇性不同，《金瓶梅》的市井线充满烟火气：常峙节揣着银子先去赌坊的细节，既符合帮闲身份逻辑，又为后续情节埋下伏笔；谢希大打听韩道国娘子的猥琐举动，则暗示了市井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窥私欲。这些看似的描写，实则是构成社会图景的必要像素。

三条线索的交叉融合创造出1+1+1＞3的叙事效果。绒线铺开张宴是本回的叙事焦点，商业线（西门庆宣布利润分配）、家庭线（妻妾集体亮相）、市井线（帮闲们的表演）在此处完成完美交汇。作者采用上帝视角限知视角交替的方式呈现这一场景：先全景式展现宴席盛况，再转入潘金莲视角观察李瓶儿的得意神色，继而通过应伯爵的眼睛聚焦西门庆的金镶玉腰带，最后以韩道国的心理活动收尾——这种多棱镜式叙事，使同一事件折射出不同的意义光谱。当西门庆举杯祝各位财源广进时，在商业线是老板对伙计的勉励，在家庭线是丈夫对妻妾的安抚，在市井线是金主对帮闲的施舍，三种意义在酒杯碰撞声中融合为晚明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这种叙事密度是《水浒传》难以企及的——后者在武松打虎等经典场景中虽也追求戏剧性，却无法实现《金瓶梅》这般每句话都牵动三条线索的叙事精度。

章节结构呈现三叠浪式的节奏美感。作者将商业线的合同签订置于开端（起），家庭线的妻妾纷争置于发展（承），市井线的宴席狂欢置于高潮（转），最后以西门庆灯下看账的独处场景收尾（合），形成完整的叙事弧光。每个阶段都包含起承转合的微观结构：商业线内部提出合作-讨价还价-签订合同-庆祝开张的递进，家庭线内部送礼-回礼-冲突-和解的循环，市井线内部入场-表演-获利-离场的完整过程。这种大环套小环的结构设计，如同明代园林的移步换景，读者随叙事视角移动，不断获得新的审美体验。《水浒传》的章节结构多呈直线推进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的单一场景爆发），而《金瓶梅》则是螺旋上升——第十六回的每个场景都既解决旧问题，又产生新矛盾，推动整体叙事向欲望毁灭的结局缓慢而坚定地前行。

日常琐事中蕴含宏大社会图景的叙事智慧。作者描写西门庆用银剪剪开绒线的细节，既符合绸缎商人身份（商业线），又暗示其剪断传统伦理的象征意义；潘金莲用金簪剔牙的动作，既是个人习惯（家庭线），也是晚明女性身体商品化的隐喻（社会层面）。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使《金瓶梅》超越了个人命运的范畴，成为明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从绒线铺的伙计合同可见商业制度，从妻妾的服饰差异可知社会等级，从帮闲的俚语系统能窥市井文化。当西门庆在账本上写下本月盈利纹银八十两时，这个具体数字背后是整个晚明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危机——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数目字管理的缺失，恰是通过这些日常商业记录得以呈现。

与《水浒传》叙事方式的对比更显《金瓶梅》的创新价值。后者多采用链式结构，情节单元如珍珠串联，虽有因果关联却相对独立；前者则是网状结构，情节节点如蛛网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水浒传》的人物关系呈放射状，宋江为中心，其他好汉如 spokes 般延展；《金瓶梅》的人物关系则是网络状，西门庆与韩道国、潘金莲、应伯爵等形成多向度连接。《水浒传》的社会描写重冲突爆发智取生辰纲），《金瓶梅》则重日常侵蚀（如西门庆通过无数次积累权力）。这种叙事范式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从传奇叙事世情叙事的成熟转型。当《水浒传》在描写商业活动时仍停留在智取生辰纲的戏剧性层面，《金瓶梅》已能通过签订合同这样的日常事件，展现社会结构的深层变迁——这正是网状叙事结构的历史价值所在。

章节结尾的灯下算账场景堪称叙事网络的完美收束。西门庆独自核对绒线铺账目时，账本上的数字（商业线）、李瓶儿送来的夜宵（家庭线）、应伯爵留下的酒气（市井线）在昏黄灯光下交融，构成意味深长的画面。他在算盘上拨动的不仅是银钱，更是妻妾的命运、帮闲的生计与自己的灵魂。这个场景如同交响乐的，将前面铺陈的所有主题旋律进行变奏与融合：商业成功的得意、家庭纷争的疲惫、市井应酬的空虚，最终都沉淀在的算盘声中。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叙事处理，比《水浒传》血溅鸳鸯楼式的暴力宣泄更具持久的艺术张力——它不提供答案，只呈现状态；不评判对错，只展示因果；不追求戏剧性，只还原生活本相。

网状叙事结构的现代启示在于对复杂性的尊重。在信息碎片化的当下，《金瓶梅》的叙事艺术提醒我们：真实的社会生活从来不是单线程的因果链条，而是无数关系网络的动态平衡。商业决策会影响家庭关系，市井流言能改变权力结构，个人选择则牵动社会神经——这种蝴蝶效应的叙事智慧，与当代复杂系统理论不谋而合。当我们在第十六回看到西门庆签合同这个微小动作如何引发潘金莲吃醋-应伯爵讨好-韩道国感恩-李瓶儿不安的连锁反应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晚明社会的运作机制，更是所有复杂系统的共通规律。《金瓶梅》通过网状叙事告诉我们：理解社会不能依赖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而需要培养看见联系的系统思维——这或许是这部古典名着给予现代读者的最珍贵启示。

3.讽刺艺术的多维呈现：从满面春风看反讽手法

《金瓶梅》的讽刺艺术在韩道国言谈滚滚，满面春风的描写中达到羚羊挂角的境界。当这个五短身材的绸缎商人对着西门庆打躬作揖时，脸上堆起的笑容如同戏台上的油彩，既遮蔽着内心的算计，又暴露着灵魂的苍白。作者以满面春风四字状其外在神态，却用卖妻求荣的后续行为揭示其内在品格，这种表里不一的反讽张力，恰似明代园林中的移步换景——初看是赏心悦目的春光，细品却是暗藏机锋的秋意。在中国讽刺文学史上，这种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的笔法，经由《金瓶梅》的淬炼，升华为剖析人性的锐利手术刀。

语言反讽的精妙在于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语义错位。韩道国初见西门庆时口称老爹，满面堆笑，这声的称谓本身就是绝妙的讽刺——明代本是对官员的尊称，韩道国明知西门庆的理刑千户是捐纳所得，却偏要用官场称谓抬高对方，实则是将身份的西门庆架在道德高台上。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向应伯爵介绍生意时的言辞：全凭老爹抬举，小人不过是效犬马之劳，前半句将功劳归于西门庆，后半句用自贬，看似谦卑的表达中，实则暗含我已成为西门庆心腹的炫耀。这种明捧暗抬的语言技巧，将市侩知识分子的虚伪刻画得入木三分。正如参考资料所言，《金瓶梅》的语言像绵里藏针，笑着捅你一刀，韩道国的每句客套话都是刺向道德假面的银针。

神态描写与行为逻辑的断裂构成视觉反讽。作者刻意将满面春风的笑容与袖中藏银的动作并置：当韩道国接过西门庆赏赐的五两银子时，笑容可掬的脸上突然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随即迅速将银子揣入袖中，仍谈笑风生。这个细节如同电影特写，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外化为视觉冲突——春风般的笑容是社会表演，藏银的动作才是真实意图。明代戏曲理论强调形神兼备，而《金瓶梅》的反讽艺术恰恰建立在形神分离之上：韩道国的是温文尔雅的商人，却是唯利是图的市侩；是西门庆的忠实伙计，却是算计东家的投机者。当他满面春风地向韩道国娘子描述西门庆的时，妻子王六儿一句只怕你卖了我也不知的嗔怪，恰似画外音点破了这场笑容假面下的肮脏交易。

情境反讽的魅力在于预期与现实的戏剧性落差。西门庆设宴庆祝绒线铺开张时，韩道国忙前忙后，满面春风地招呼帮闲们，俨然一副主人翁姿态，这种越位的热情与他身份形成强烈反差。更讽刺的是，当应伯爵调侃韩大哥如今也是西门府的人了时，韩道国道：应二哥休得取笑，小人不过是个跑腿的，嘴上否认的同时，却下意识地挺了挺腰板——这个身体语言的背叛，比任何辩解都更具讽刺效果。明代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韩道国恰恰是有（贪财）却无深情的典型，他的满面春风正是为掩盖这种而精心设计的社交面具。当他在宴席上为西门庆挡酒时，挡的既是酒，也是可能揭穿其虚伪的言语锋芒。

明代讽刺文学的发展为《金瓶梅》提供了艺术土壤。从《三国演义》诸葛亮骂死王朗的直接讽刺，到《西游记》妖魔鬼怪喻世情的寓言讽刺，再到《金瓶梅》日常生活见世相的写实讽刺，明代小说完成了讽刺艺术的三级跳。与《儒林外史》婉而多讽的笔法不同，《金瓶梅》的讽刺更具恶狠狠的真实——它不依赖夸张变形，而是将生活本身的荒谬性赤裸裸地呈现。韩道国的满面春风之所以比《儒林外史》中胡屠户的前倨后恭更具震撼力，正因其完全符合晚明市侩知识分子的生存逻辑：据《万历野获编》记载，当时弃儒经商者多学韩道国伎俩，以谈笑风生博东家信任，实则中饱私囊，这种社会现实的真实投射，使《金瓶梅》的讽刺超越了文学范畴，成为社会批判的利器。

具体文句的反讽密度创造出字字带刺的阅读体验。言谈滚滚四字表面形容韩道国口才出众，实则暗示其言多必失的浅薄；满面春风看似赞美其亲和力，实则揭露其见人说人话的油滑。当韩道国对西门庆保证若有半点私心，天打雷劈时，这个毒誓在后续私吞货款的情节映照下，化作对天道报应的绝妙讽刺。更精妙的是作者对的差异化描写：西门庆的笑声如洪钟，带着权力的傲慢；应伯爵的笑挤眉弄眼，透着帮闲的猥琐；而韩道国的笑春风满面，却像戴了面具般僵硬——三种笑构成晚明社会的笑的众生相，每种笑声背后都是欲望的变形记。正如参考资料所揭示的酒色财气四堵墙，韩道国的满面春风不过是这堵墙上的一道裂缝，从中窥见的是整个时代的精神荒芜。

反讽手法的现代启示在于对的警惕。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遭遇满面春风的韩道国们：他们用精致的朋友圈塑造人设，用亲如家人的话术推销产品，用为你好的姿态谋取私利。《金瓶梅》的讽刺艺术提醒我们：最危险的虚伪往往包裹在最和煦的笑容里，最恶毒的算计常常隐藏在最动听的言辞中。当我们看到韩道国满面春风地签下合同，看到他言谈滚滚地掩盖私心，看到他笑容可掬地背叛信任时，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明代商人的堕落，更是所有被欲望异化的现代人的镜像。正如参考资料所言，《金瓶梅》是照妖镜，照见的不仅是几百年前的社会，更是每个读者内心深处的韩道国潜质——那种为利益牺牲原则、为成功出卖尊严的可能性。

在韩道国满面春风的笑容里，我们读懂了《金瓶梅》讽刺艺术的精髓：它不是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冷静的人性解剖；不是粗暴的善恶二分，而是复杂的灰色呈现；不是廉价的笑声，而是含泪的微笑。当作者让这个市侩小人顶着满面春风的笑容走向毁灭时，他其实在告诉我们：所有用虚伪构筑的繁荣，终将在真相的阳光下化为尘埃；所有靠算计维系的关系，难逃势尽冤相逢的结局。这或许就是《金瓶梅》留给现代读者最珍贵的讽刺遗产——在言谈滚滚，满面春风的表象之下，永远保持对人性复杂性的敬畏与警惕。

五、历史文化的微观标本

1.明代商业制度的活化石：伙计合同的法律与民俗内涵

西门庆与韩道国在狮子街绒线铺签订的那份伙计合同，实则是明代商业制度的微型标本。当韩道国取过文房四宝，磨墨蘸笔时，他写下的不仅是每月工钱二两，年终分红一分的数字，更是晚明契约精神人情社会相互撕扯的见证。这份合同在《金瓶梅》词话本中被称为合伙议约，而崇祯本则改为伙计契书，一字之差折射出两种商业伦理的碰撞——前者强调的平等关系，后者凸显的依附属性，恰如明代商业实践中契约条文口头承诺的永恒博弈。

（1）一、写立合同的仪式化流程与法律效应

明代商业契约的签订绝非简单的文书往来，而是融合了法律程序与民俗仪式的复杂过程。据《大明律·户律》规定，凡买卖田宅、奴婢、畜产，不立文契者，笞五十，可见书面契约在明代已具备强制法律效力。西门庆要求韩道国画押为证的细节，暗合当时签字画押的法定形式——即花押，是无法伪造的个人符号，比签名更具法律效力。词话本特别记载伯爵在旁作证，写了中人姓名，这个角色至关重要：明代商业契约需有第三方见证，中人通常是地方士绅或行业领袖，承担调解纠纷、保证履约的责任。当应伯爵在契约末尾写下保人应伯爵时，他的作用相当于现代公证人，只是这个公证人转头就对韩道国说有难处尽管找我，暴露了民俗信任对法律程序的渗透。

合同签订的仪式感在细节中彰显。韩道国先拜了西门庆，再拜应伯爵的礼节，源自周代贽见礼的商业变体；契约用绵纸朱书书写，取朱墨不可涂改之意；甚至用酒滴在契约上的动作，也是明代歃血为盟民俗的简化版。这些仪式看似迷信，实则是风险控制的民间智慧——在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的时代，商人相信鬼神见证官府判决更具约束力。正如《士商类要》告诫商人契约需用官纸印就，中人居中，画押后藏于密室，西门庆将合同收入黑漆描金柜中的行为，正是对这种风险意识的践行。当韩道国回家后将契约给王六儿看时，这个动作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价值——它将商业合作转化为家庭荣耀，用书面凭证巩固了卖妻求荣的心理防线。

（2）二、伙计制度的双重属性：雇佣关系与人身依附

明代并非现代意义的雇员，而是介乎与合伙人之间的特殊身份。据《明实录》记载，万历年间江南绸缎铺伙计多为东家义子或同乡，食宿于铺中，形同家人，可见其兼具经济关系与人身依附的双重特征。西门庆与韩道国的合同中不许在外宿娼赌钱的条款，已超出商业规范范畴，带有家长对子弟的管教性质；而年终分红一分的约定（即利润的10%），又赋予其合伙人的权益。这种雇佣+合伙的混合模式，正是明代商业制度的典型特征——既想用契约约束伙计行为，又需用分红激励其积极性；既渴望伙计忠心耿耿如家人，又防备其中饱私囊如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