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低保的尊严（2/2）

填好表，我将其递还给工作人员。

她接过表格，目光快速扫过。当看到“原工作单位及职务”一栏我空白时，她敲了敲桌子：“这里，以前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失业？要写清楚。”

我深吸一口气，知道躲不过去。我低声地，几乎是用气音说道：“以前……在北京，做点小生意。后来……生意失败，破产了。”

我没有提观澜，没有提ceo，那只会引来更多的怀疑和盘问，甚至是像招聘会那样的嘲讽。

女工作人员瞥了我一眼，眼神里似乎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了然，或许是见多了我这种从高处跌落、却还试图维持一点可怜体面的“前有钱人”。她没有追问，只是拿起笔，在表格上唰唰地写着什么，大概是在记录我的口述。

然后，她开始了更加详细的、程序化的提问。每一个问题，都像在剥洋葱，让我泪流满面却无法停止。

“之前具体做什么生意的？”

“为什么破产？是经营不善还是其他原因？”

“负债情况如何？有没有债权人追讨？”

“在北京有没有房产？车辆？”

“为什么选择来我们这里？”

“现在的居住地址是？有租赁合同吗？”

“身体状况怎么样？有没有重大疾病？刚才看你填表时咳嗽了。”

“有没有尝试去找工作？为什么找不到？”

她的语气始终平稳，没有任何起伏，仿佛不是在询问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在核对一堆没有生命的数据。但这种机械的、不带任何感情的追问，反而比大声的斥责更让人难堪。它用一种最冷静的方式，告诉你：你所有的遭遇，你所有的痛苦，在这里，都只是需要被核实和记录的“情况”而已。

我机械地回答着，声音越来越低。我感觉自己像被剥光了衣服，站在人来人往的大厅里，任由她（以及周围可能竖着耳朵听的人）审视我失败的人生，审视我一无所有的窘迫。脸颊在发烫，不是因为发烧，而是因为一种深入骨髓的羞耻。

尤其是当被问及负债和为何找不到工作时，我几乎无地自容。我能怎么说？说我是因为沉迷赌局、众叛亲离、信用破产才落到这步田地吗？

最终，所有的问答结束。她整理了一下表格，对我说：“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了。外地户口申请低保，需要你户籍地那边配合出具证明，这个你得自己想办法。另外，你现在的居住情况也需要核实。我们会进行家访调查。这是回执，你留好。有消息会通知你。”

她递给我一张小小的纸条，上面盖着社区的红章。

我接过回执，捏在手里，感觉它轻飘飘的，却又沉重无比。它不是我期待的救命稻草，而是一张通往更加漫长、更加不确定的等待和审查的号码牌。那张四十八块的欠条，像催命符一样在我脑海里闪烁。

我默默地离开了社区服务中心，重新回到阳光下。手中的回执被汗水微微浸湿。我知道，短时间内，低保这条路是指望不上了。那些繁琐的证明，那道户籍的壁垒，对我而言，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饥饿感再次清晰地传来。

我摸了摸空空如也的口袋，看着街上为生活奔波的人群，一种前所未有的茫然笼罩了我。

低保申请，这本该是最后一道安全网，却让我体验到了比饥饿和疾病更深刻的绝望——一种被程序、被规则、被冰冷现实彻底否定的绝望。

他们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不需要知道我为什么失败。他们只需要确认一件事：我符合那些冰冷的、写在纸上的“救助标准”。

而为了符合这些标准，我必须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在表格上除了“无”就是“失败”的符号。

这，就是低保的“尊严”。

一种被彻底物化、被剥去所有个人历史和情感，仅仅作为一个需要被处理的“贫困个案”而存在的，冰冷的“尊严”。

我站在街头，手中捏着那张轻飘飘的回执，不知道下一步，该迈向何方。胃里的饥饿，和灵魂深处那片更大的空洞，都在发出无声的、却震耳欲聋的咆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