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实验与验证（1/2）

林宸对凶手的心理侧写，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肖像画，虽然细节尚未填充，但轮廓与神韵已隐约可见。这幅画像被传递到专案组的每个成员心中，悄然改变着调查的视角和重心。追凶不再仅仅是技术性的证据搜寻，更增添了一层心理层面的洞察与博弈。

调查工作随之兵分两路，一路由林宸亲自带队，聚焦于“人”的筛查；另一路，则以赵思妍的实验室为核心，专注于“物”的破解。

赵思妍的领域，是一个由玻璃器皿、精密仪器和数据流构成的微观世界。这里没有喧嚣，只有仪器运行的低声嗡鸣和她自己沉稳的呼吸声。她的任务，是尽可能在实验室环境下，复现凶手的投毒过程。

这并非易事。他们拥有的原版毒素样本极其微量，堪称珍贵，不能轻易浪费在模拟实验上。赵思妍采取的是“逆向工程”和“替代模拟”的思路。

首先，她根据已经解析出的毒素分子结构，尝试寻找结构相似、毒性较低且更容易获取的替代生物碱，用来模拟操作流程。她需要回答几个关键问题：

1. 提取难度： 凶手是如何从原始的植物材料中获取毒素的？赵思妍查阅了大量关于植物生物碱提取的文献，尝试了不同的溶剂提取法。她发现，要获得相对纯净的毒素，需要一定的有机化学实验技能和基础设备，比如旋转蒸发仪、层析柱等。这绝非普通人在厨房里就能完成的操作，进一步将凶手的知识背景锁定在具备化学或相关实验经验的人群中。

2. 剂型与投放： 微剂量投放，需要将毒素稀释并稳定存在于载体中。赵思妍尝试将微量的模拟毒素溶解在不同溶剂中——水、乙醇、甘油（常见于化妆品、精油基底），甚至模拟红酒的酒精-水混合环境。她观察毒素在不同载体中的稳定性，以及如何能均匀地、不易察觉地附着在茶杯壁、茶叶，或者混入液体。

实验中发现，该毒素在乙醇中的溶解性更好，且相对稳定。这似乎间接支持了红酒作为最终载体的可能性，但也可能是凶手利用酒精溶液作为中间媒介来处理其他载体。

1. “痕迹”遗留： 赵思妍特别关注操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副产物”或“污染”。她小心翼翼地进行每一步操作，然后使用超高灵敏度的质谱仪检测实验器皿、桌面、甚至空气残留中，是否会留下那种特殊的植物蜡酯或其他杂质特征。结果发现，即使用最谨慎的方式操作，微量的特征性杂质依然可能通过器皿接触、空气尘埃等途径交叉污染到其他物品上。

“这或许能解释，”她在实验日志中记录，“为什么在郑国栋的茶杯上能检测到微量的植物蜡酯，即使毒素本身并非直接下在茶杯里。可能是在凶手配制、分装毒素的过程中，不小心污染了用于投毒的工具，进而间接污染了茶杯。或者，凶手曾多次处理毒素，其工作环境已存在微量残留，不经意间带到了现场。”

这个发现意义重大。它意味着，只要找到凶手配制毒素的“工作台”或者储存毒素的容器，就有极大可能发现更确凿的物证。

与此同时，林宸、张猛和苏晓雯则在外围展开了更为精细的人际关系排查。有了“扭曲的崇拜\/嫉妒”和“具备专业知识”这两把标尺，筛查名单上的一些名字被重新放大检视。

苏晓雯负责的“文职”工作变得更加关键。她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社会关系列表，而是开始深入挖掘每个嫌疑人的“数字足迹”和“兴趣图谱”。她排查这些人的社交媒体发言、专业论坛账号、网络购物记录（尤其是化学试剂、实验器材、稀有植物种子或标本等），寻找任何与毒素、投毒、或者对郑国栋极端评价相关的蛛丝马迹。

张猛则带队进行更深入的外围走访和面对面接触。他们再次约谈了几位重点嫌疑人，包括那位被当众羞辱的生物学副教授唐明轩、几位曾被郑国栋犀利批评导致生意受损的餐厅老板、以及一些在美食评论圈内与郑国栋存在竞争关系的同行。

访谈的策略也做了调整。林宸指示，不要直接质问，而是采用更迂回的方式，聊专业、聊兴趣、聊对郑国栋其人和其死亡事件的“看法”，仔细观察对方的微表情、语言模式和不经意间流露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