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长安觅典 律藏深宫（1/2）

《唐律疏议》，并非单一法典，实为大唐律典与其权威解释的合称，其本身便经历了一个发展与定型的过程。最初，在唐高宗永徽年间，由长孙无忌、李积等人奉敕编撰，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而成《永徽律》，共十二篇，五百条。随即，高宗因“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下诏对《永徽律》逐条逐句进行统一解释，阐明法理，辨析疑难，撰成《律疏》三十卷，与律文合为一体，统称《永徽律疏》，后世尊为《唐律疏议》之始。其“疏议”部分，不仅解释律文，更引经据典，阐述立法宗旨、法律原则、概念界定乃至历史沿革，将儒家经义与法律条文紧密结合，形成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鲜明特色，体系严谨，逻辑周密，堪称古代立法的典范。

至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法律关系更趋复杂，又对《永徽律疏》进行了局部修订和刊定，形成了《开元律》及相应的《开元律疏》。二者一脉相承，但《开元律疏》在部分律文的解释和适用上更为精炼，更贴合开元时代的实际。正因有此前后相继、略有差异的两个主要版本，且皆非民间可随意刊印流通之物，才导致了忘川三世楼收录时的困难与遗漏——并非未收，而是难以确定收录哪个版本更为妥帖，或是在浩瀚时空中未能及时获取最完整的本子。

谢珩此番穿梭，乾坤镜锚定的，正是大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抄录一番。不过，”他顿了顿，意味深长地看了谢珩一眼，“这等关系，可不是寻常人能攀得上的。郎君还是莫要强求了。”

谢珩心中了然，知道这掌柜所言非虚。他道了声谢，在那掌柜略带同情和好奇的目光中，转身走出了“集贤书阁”。

站在熙熙攘攘的朱雀大街上，春日阳光正好，周围是盛世繁华，谢珩却感到一阵棘手。直接去衙门强取？那必然引发轩然大波，非他所愿。寻找官员“借阅”？他对此间官场人际一无所知，且时间有限，如同大海捞针。

正思忖间，旁边几个站在街角闲聊的士子模样的年轻人谈话声飘入他耳中：

“……听闻张守珪节度使此番又大破契丹，擒其酋长，献俘阙下，圣人龙颜大悦，怕是又要加官进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