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新芽（1/2）

立夏前两日的上海，晨雾还没散透，李振邦是被婴儿细弱的啼哭声惊醒的，哭声像根细针，轻轻扎在他心上——安安提前半个月出生，体重只有五斤二两，医生说要多喂奶粉，可家里的奶粉罐已经见了底。

他披衣起身，脚步放得极轻。里屋的煤油灯还亮着，岳母抱着安安在屋里踱步，蓝布围裙蹭过床沿，发出轻微的窸窣声。“吵着你了？”岳母压低声音，嘴里哼着苏北小调，调子软乎乎的，“小的夜里闹了三回，吐奶吐了两次，淑娴刚睡着，我没敢叫她。”

李振邦伸手接过孩子。襁褓是林淑娴用旧棉袄改的，棉花洗得发松，裹着孩子细弱的身子。安安闭着眼睛，小脸皱巴巴的，脸色还有些发黄——早产儿都这样，医生说要养到七斤才算安稳。他用指腹轻轻碰了碰孩子的脸颊，皮肤软得像豆腐，小家伙突然抓住他的手指，力道不大，却攥得很紧。

“奶粉还有吗？”李振邦的声音也放轻，目光落在五斗橱上——那里放着半罐“荷兰乳牛”奶粉，是街道给产妇的补助，按1952年的政策，早产儿家庭能领两罐，这是最后半罐了。

岳母叹了口气，把空奶瓶递给他：“刮了罐底，就这么点了。下个月的奶粉票要十五号才发，听说华侨商店有卖议价的，要五块钱一罐，你那点工资...”

李振邦没接话，把奶瓶放在桌上。他现在每月工资八十四元，要付三块五的房租，还要买煤球、菜籽油，林淑娴产后需要补营养，鸡蛋要八分钱一个，瘦肉一斤四毛二，算下来根本没余钱买议价奶粉。他想起昨天在局里听老吴说，侨务商店能用侨汇券换奶粉，不用票，可侨汇券只有华侨家属才有，他根本没处弄。

六点整，他推着自行车出门。车后座绑着个竹篮，里面放着林淑娴要洗的衣服——昨天孩子吐奶弄湿了两件，得去河边的洗衣台洗。弄堂里飘着煤烟和晨露混杂的气味，3号门的张阿婆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攥着封信，见他路过，突然站起来，膝盖磕到马扎，发出“咚”的一声。

“李科长！李科长！”张阿婆的声音发颤，手里的信纸抖个不停，“我儿子...我儿子有消息了！”

李振邦赶紧停下车。张阿婆的儿子去年冬天随部队去了朝鲜，三个月前传来“失踪”的消息，街道办的人都劝她别等了，可她每天都坐在门口盼信。此刻老人的眼睛通红，眼角还挂着泪，却笑得合不拢嘴：“部队来的信，你看！说是受伤被俘，上个月交换战俘回来了，现在在东北的陆军医院养伤呢！”

信纸是部队专用的稿纸，抬头印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字迹工整，末尾盖着红色的公章。李振邦凑过去看，上面写着“张强同志右小腿骨折，已手术，恢复良好”，心里也替老人高兴。他扶着张阿婆坐下，帮她把信纸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阿婆，这下放心了，等他伤好就能回家了。”

张阿婆点点头，抹着眼泪说：“是啊，能回家就好...不像有些人家，孩子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这话让李振邦想起了李德明。同样是为人子女、为人长辈，有人为了家国守护和平，有人却被敌特思想裹挟，走上破坏之路。他推着自行车继续走，车铃“叮铃”响过，惊飞了墙角的麻雀——阳光已经穿透晨雾，洒在青砖墙上，暖融融的。

到局里时，院子里的老槐树已经抽出新叶。十几个新分来的警校毕业生站得笔直，蓝布制服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听老吴站在台阶上训话。老吴手里拿着个铁皮喇叭，声音洪亮，震得槐树叶都在晃：“现在台湾保密局换路子了！不盯着粮票了，改做侨汇券、工业券！你们知道侨汇券能换什么吗？进口奶粉、瑞士罗马表、英国毛料！这些东西老百姓买不到，敌特就想靠假券骗钱，还想搅乱市场！”

见李振邦进来，老吴赶紧把喇叭递给旁边的干事，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手里还攥着个红头文件：“振邦，市委的表彰批下来了！专案组集体三等功，你个人二等功，证书下周发！下周一开表彰大会，你得发言，我都帮你拟好稿子了。”

李振邦接过文件，扫了眼标题——《关于表彰上海市公安局“4·15”敌特案专案组的决定》，下面盖着中共上海市委的红色印章。他把文件放在自行车篮里，没心思看：“李德明怎么样了？昨天让你问的事，有消息吗？”

“转到监狱医院了。”老吴的声音压低，凑到他耳边，“医生说最多还有三天。他昨天让狱警带话，说一定要见你一面，说有重要的事要交代。”

监狱医院在郊外的江湾镇，是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原本是日军占领时期的医务室，1949年后改成了监狱医院。李振邦骑着自行车过去，路上要经过一片农田，田里的麦子刚抽穗，绿油油的，几个农民戴着草帽在锄草。

病房在二楼最里面，窗外是片菜地，两个戴着手铐的犯人正在浇水，狱警拿着步枪站在旁边。李德明躺在铁架床上，身上盖着洗得发白的薄被，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只有眼睛还透着点光亮。听见脚步声，他慢慢转过头，嘴角动了动，想笑，却没力气。

“李科长...你来了。”李德明的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每说一个字都要喘口气，“坐...床前有凳子。”

李振邦搬过木凳坐下，凳面是凉的，透着股潮气。他从包里掏出个苹果——昨天林淑娴让他带的，说病人需要补充维生素，他用衣角擦了擦，放在床头柜上：“医生说你现在不能吃硬的，等会儿让护士帮你刮成泥。”

李德明点点头，目光落在苹果上，看了几秒，又转向李振邦：“我知道...我没几天了。今天找你，是有两件事要交代。”他抬起手，手腕上的镣铐已经取了，只剩下个铁环，皮肤磨得发红，“第一件事，关于侨汇券。台湾那边...上个月派了人来，说要仿制侨汇券，用的是新的技术，比假粮票难分辨。他们找的是第三印刷厂的人，具体是谁...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们的印版...藏在十六铺码头的4号仓库，堆在橡胶下面。”

李振邦立刻掏出笔记本，铅笔在纸上写得飞快——按审讯规程，重要线索要当场记录，还要让提供人确认。“4号仓库？橡胶堆？有没有具体的标记？”

“有个红色的油漆点...在橡胶堆的侧面。”李德明咳嗽起来，咳得身子发抖，手捂着嘴，指缝里渗出点血，“第二件事...这个。”他侧身从枕头下摸出个小布包，布是蓝印花布，边角已经磨破，里面包着个东西，硬邦邦的。

李振邦接过布包，打开一看，是枚寿山石印章，约摸两寸见方，上面刻着“诚信为本”四个篆字，边角磨得圆润，看得出是经常把玩的。“这是我父亲的遗物。”李德明的声音软下来，带着点哽咽，“我父亲是清末的雕版师傅，专刻私章和商号印。1937年日本人来的时候，让他刻假的通行证，他不肯，被日本人打断了右手...临终前他说，李家世代靠手艺吃饭，手艺可以丢，良心不能丢。”

他看着印章，眼睛里泛起水光：“可我...我不仅丢了良心，还靠刻假票害人。这印章...我带在身上几十年了，现在交给你，算是我最后一点悔意。你把它交给政府，告诉他们...我李德明，到死才明白，我错得有多离谱。”

李振邦握紧印章，石头温润，还带着李德明的体温。他想起之前审讯时，李德明说过1947年女儿死于霍乱的事，突然问：“你养女赵秀英，现在在哪？你有没有安排她做什么？”

李德明的身体僵了一下，闭上眼睛，过了几秒才睁开：“秀英...是我在1947年霍乱时捡的，她父母都死了，我把她带大。我没让她做坏事...就是让她帮我收过几次信。她还小，不懂事，你们...别为难她。”

离开医院时，护士送来了苹果泥，李德明坐在床上，一勺一勺慢慢吃，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脸上，竟透着点平和。李振邦走到楼梯口，回头看了一眼，病房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轻微的咀嚼声——这个刻了一辈子假票、害了无数人的敌特分子，最后也不过是个渴望救赎的老人。

回到市区，李振邦直接去了侨务办公室。侨务办在淮海中路的一栋老洋房里，原本是法国商人的住宅，1950年后改成了侨务办，木质楼梯踩上去“咯吱”响，墙上挂着“欢迎华侨归国”的标语。办公室主任陈启明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穿件白色的确良衬衫，袖口卷到小臂，说话带着南洋口音：“李科长，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呢！”

他从保险柜里拿出个铁盒，打开里面全是侨汇券样本，有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三种面额，纸张是进口的道林纸，透着淡淡的米黄色，上面印着“中国人民银行侨汇券”的字样，还有水印——侧光一看，是个小小的五角星。“你看这五十元的，”陈启明指着券面，“上面有根金属线，是嵌入式的，从左到右贯穿，假券一般是画上去的，用指甲刮会掉色。”

李振邦拿起一张十元的侨汇券，对着光看：“最近有没有发现假券？”

“有！”陈启明从抽屉里拿出张皱巴巴的侨汇券，“上周华侨商店的售货员发现的，你对比一下——真券的水印要侧光45度才看得见，假券的水印是印上去的，平光就能看见；还有油墨，真券用的是进口快干油墨，擦不掉，假券用的是普通油墨，用酒精一擦就花。”

他又拿出本登记册，上面记录着最近兑换侨汇券的人员信息：“大部分是真侨眷，但有几个可疑的，比如这个叫‘王建国’的，上个月兑换了五百元的侨汇券，说是他舅舅从新加坡寄来的，但我们查了侨汇记录，根本没有这笔汇款。”

李振邦把假券和登记册都复印了一份，塞进包里：“陈主任，麻烦你让华侨商店、友谊商店的人留意一下，要是有人用这种假券，立刻跟我们联系。”

接下来的三天，李振邦带着专案组的人跑遍了上海的涉外场所。华侨商店在南京东路，门口挂着“侨汇商品供应点”的牌子，里面的货架上摆着进口奶粉、瑞士手表、英国毛料，都是凭侨汇券购买的，普通市民就算有钱也买不到。李振邦穿着便装，假装成想买手表的顾客，跟售货员聊了起来。

“同志，这罗马表怎么卖？”李振邦指着柜台里的手表，表盘是黑色的，表带是皮质的。

“要五十元侨汇券，再加十五元现金。”售货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说话很客气，“最近有几个人来问，说是有券，可拿出来一看，都是假的，我们都拒收了。”

“什么样的人？”李振邦追问。

“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二十多岁，穿件卡其布工装，说话文绉绉的，说是印刷厂的，券是他表哥寄来的。”售货员回忆道，“还有个女的，三十岁左右，梳着齐耳短发，每次都在下午三点来，问有没有奶粉，说要给孩子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