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冬暖岁丰（1/2）

1953年的冬来得早，刚过十月，上海就飘了场碎雪。李振邦清晨推自行车出门时，弄堂里的青砖地上结着薄冰，踩上去“咯吱”响。张阿婆正蹲在门口的煤球堆旁，往咸菜缸里压石头，缸里的雪里蕻码得整整齐齐，上面撒着厚厚的粗盐，白花花一层。

“阿婆，这么早？”李振邦停下脚，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散得快。

张阿婆直起身，捶了捶腰，袖口沾着盐粒：“早腌早入味，冬天配粥吃。”她指了指旁边的两个大缸，“这缸是俺的，那缸给你家淑娴留的，她爱吃脆的，俺少放了点盐。”

李振邦心里暖了暖，想起林淑娴前几天还念叨想吃咸菜：“谢谢您阿婆，回头让淑娴来帮您封缸。”

“不用，张强昨晚已经帮俺弄好了。”张阿婆笑着说，眼神往福利厂的方向飘了飘，“他今早起得更早，去厂里调试新机器了，说是苏联进口的，难摆弄。”

李振邦点点头，心里记着这事。前几天张强提过，福利厂进了台苏联产的零件组装机，精度高，厂里没人会调，试了好几次都出废品，急得王主任嘴上起泡。

骑车往局里赶，路过王师傅的自行车铺，铺子刚开门，王师傅正用抹布擦车把。他儿子王小虎背着书包，手里拿着个烤红薯，见李振邦路过，喊着“李叔叔早”就跑了，书包上的红星徽章晃来晃去——那是陈向阳送他的，两个孩子现在形影不离，每天一起上学放学。

“振邦，早！”王师傅直起身，“听说你昨天去马陆乡了？合作社的互助组怎么样了？”

“挺好，”李振邦停下车，“王社长说，今年互助组收成比单干时多了三成，年底能分红。就是还有几户老农户不放心，怕土地入股后吃亏。”

1953年秋，国家开始推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以土地、农具入股，统一耕种、统一分配，马陆乡是试点之一。李振邦这阵子常去乡下，帮着街道办和合作社解释政策，化解顾虑。

“俺要是农民，俺也愿意入组。”王师傅擦着车座，“人多力量大，耕牛、农具能共用，不像单干时，忙不过来还得求人。”

李振邦笑了笑，没多说。农民的顾虑他懂，土地是命根子，怕入股后说了不算，怕分红不均，得慢慢劝，用实打实的收成说话。

到局里时，老吴正对着一堆卷宗发愁。见李振邦进来，他把卷宗推过来：“振邦，你看这个。闸北区有户人家丢了三十斤粮票，说是前天去合作社买粮时丢的，现在全家急得团团转，孩子等着粮票买米吃。”

李振邦拿起卷宗，里面是报案人张桂兰的笔录：“10月18日上午，本人持三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到闸北区第三合作社买米，排队时不慎丢失，粮票编号为0512-0541，望公安同志帮忙找回。”字迹潦草，末尾按了红手印。

“合作社查了吗？”李振邦问。

“查了，监控（注：1953年无电子监控，指人工值守登记）说那天排队的人多，没注意谁捡了。”老吴递过一杯热水，“张桂兰家五口人，男人在工厂上班，三个孩子都在上学，这三十斤粮票是全家一个月的口粮，丢了可就断炊了。”

“走，去合作社看看。”李振邦拿起外套，心里清楚，粮票是硬通货，丢了想找回来不容易，但事关民生，不能不管。

第三合作社里人来人往，货架上的大米、面粉堆得整齐，售货员正忙着给居民称粮。李振邦找到当天的值守员老李，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戴着老花镜。

“李师傅，18号上午，张桂兰丢粮票那天，你还记得什么异常情况吗？”李振邦问。

老李皱着眉想了半天：“那天人多，排队排到门口。张桂兰排在中间，后面是个穿蓝布衫的女人，总往她口袋里瞟，我当时还提醒她‘看好随身物品’，她没当回事。”

“穿蓝布衫的女人？长什么样？”

“中等身材，梳着齐耳短发，手里拎着个竹篮，像是买了白菜。”老李回忆，“后来张桂兰发现粮票丢了，那女人已经走了。”

李振邦让老吴去周边走访，打听穿蓝布衫、拎白菜的女人，自己则留在合作社，查看当天的粮食销售记录。记录册上，18号上午买米的居民有五十六人，李振邦逐一核对姓名、粮票编号，突然停在一个名字上——“刘梅”，购买时间是10点15分，正好在张桂兰之后，粮票编号是0530-0539，正是张桂兰丢失粮票的中间一段。

“这个刘梅，住在哪？”李振邦问老李。

“好像是附近弄堂的，经常来买粮。”老李指着记录册上的地址，“闸北区共和新路12弄3号。”

李振邦立刻带着老吴赶过去。共和新路的弄堂比他们住的更窄，房子也更破旧，刘梅家住在二楼，敲门时，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开门，正是老李说的齐耳短发、穿蓝布衫。

“你是刘梅？”李振邦出示证件。

刘梅的脸色瞬间白了，眼神躲闪：“公安同志，有事吗？”

“18号上午，你在第三合作社捡了张桂兰的粮票，是吗？”

刘梅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半天没说话。屋里传来孩子的哭声，一个小女孩从里屋跑出来，扑到刘梅怀里，喊着“妈妈，我饿”。

“俺不是故意的。”刘梅的声音带着哭腔，“那天排队，粮票从她口袋里掉出来，俺一时糊涂就捡了，想着给孩子买点米，家里粮票不够了。”

李振邦看着屋里的摆设，家徒四壁，唯一的家具是张破旧的木桌，上面摆着半碗稀粥，显然日子过得艰难。“粮票呢？”

“还剩十五斤，俺买了十五斤米，给孩子煮了饭。”刘梅从抽屉里拿出剩下的粮票，递过来，“公安同志，俺知道错了，俺把米还回去，或者俺赔她钱，行不行？”

老吴想按规定处理，李振邦拦住他。他看着刘梅怀里的孩子，小脸蜡黄，显然营养不良：“你家里情况我们了解了，但捡别人的粮票是不对的，张桂兰家也不容易，五个孩子等着吃饭。”他接过粮票，“剩下的十五斤粮票，你先还给张桂兰，再写份检讨，以后不能再做这种事。要是家里粮票不够，去街道办申请困难补助，街道会帮你解决。”

刘梅感激得眼泪直流，连连点头：“俺知道了，俺现在就去还。”

李振邦陪着刘梅去了张桂兰家，张桂兰见粮票找回来了，也没再多追究：“都是苦人家，以后别这样了。”

处理完这事，已经中午了。李振邦和老吴在合作社旁边的小饭馆吃了碗阳春面，面条煮得软，加点辣椒油，吃得浑身暖和。老吴扒着面条说：“振邦，你就是心太软，按规定，捡粮票不还能拘留的。”

“她也是一时糊涂，家里确实困难。”李振邦喝了口面汤，“我们办案，不光要讲规定，也要讲人情，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下午回到局里，李振邦接到街道办王主任的电话，说马陆乡的互助组出了点事——两户农户因为耕牛的使用时间吵起来，差点动手，让他去帮忙调解。

李振邦赶紧骑车往马陆乡赶。乡下的路比城里难走，坑坑洼洼，自行车骑得颠，到合作社时，王社长正拉着两个农户劝架。一个是五十多岁的老周，一个是三十多岁的小杨，两人脸红脖子粗，互相指责。

“老周，你凭啥占着耕牛一整天？俺的地还没犁完呢！”小杨攥着拳头，气鼓鼓的。

“俺的地多，不犁完要误了种麦！”老周也不让步，“互助组章程说了，地多的优先用，你懂不懂？”

“章程也没说让你用一整天啊！”

李振邦走过去，拦住两人：“别吵了，都是一个互助组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为这点事伤和气不值得。”

他先问了老周：“你家有多少地？今天犁了多少？”

“八亩地，今天犁了五亩，还剩三亩。”老周说。

“小杨你家呢？”

“五亩地，才犁了一亩。”小杨梗着脖子。

李振邦又看了看互助组的章程，上面确实写着“按土地面积分配农具、耕牛使用时间”，但没说具体时长。“这样吧，”他说，“耕牛白天让老周用，上午三小时，下午两小时，晚上让小杨用两小时，路灯照得亮，能犁地。明天起，按土地面积算时长，老周用五小时，小杨用三小时，这样公平吧？”

老周和小杨对视一眼，都没说话。王社长赶紧打圆场：“李科长说得公道，就这么办。”

老周先点了头：“行，俺听李科长的。”

小杨也松了口：“俺也没意见，只要能犁完地就行。”

调解完，王社长留李振邦吃晚饭。合作社的食堂煮了红薯饭，炒了盘青菜，还有一碗鸡蛋羹，是给李振邦特意留的。“李科长，多亏了你，不然这互助组得散伙。”王社长给李振邦盛了碗饭，“现在还有三户没入组，都是老农户，思想转不过来，你帮着劝劝？”

“行，吃完饭俺去看看。”李振邦扒了口饭，红薯的清甜混着米香，很对胃口。

饭后，李振邦跟着王社长去了没入组的老陈头家。老陈头六十多岁，头发都白了，正坐在门槛上编竹筐。“陈大爷，俺们来看看你。”李振邦笑着坐下。

老陈头抬头看了看他，没说话，手里的竹条编得飞快。

“陈大爷，互助组今年收成不错，入组的农户都多收了三成粮食，你知道吗？”李振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