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 寒冬将至（1/2）

1951年12月底的上海，寒风吹得格外狠。弄堂里，煤球炉的青烟刚冒出来就被刮得贴在墙根，像层灰蒙蒙的纱，裹着晾在竹竿上的旧棉袄，那是他的旧警服。他推着那辆自行车走在柏油路上，车把冻得像块冰，指节攥得发红，指腹蹭过车把上的划痕。

作为重生来的现代警察，李振邦对治安科的工作熟得不能再熟，却还是得适应这个没有监控、没有电脑的年代——查案全靠腿跑，记录全靠手写，连份完整的档案都要靠牛皮纸袋小心收着。去年他被借调去朝鲜给解放军送过趟家书，去了三个月，回来后还回治安科当副科长，这事他很少提，只有传达室的老张偶尔会问起：“朝鲜的冬天，比上海还冷吧？”

“冷多了。”李振邦这天下班时，老张又问了一嘴。他停下脚，哈出的白气在脸前散成雾，目光掠过公安局门口的公告栏——上面贴着张泛黄的布告，写着“加强冬防”，字迹是老陈写的，笔锋很劲。“李副科长，今儿怎么走这么晚？”老张探出头，手里攥着个掉了瓷的搪瓷杯，杯沿沾着圈大麦茶的褐渍，杯身上“为人民服务”的字掉了一半。

“整理偷粮票的案子，多待了会儿。”李振邦点头，把自行车往墙边靠了靠，弯腰紧了紧鞋带——鞋是胶鞋，鞋底有点硬，走多了脚疼，是结婚时林淑娴陪他去百货公司买的，当时她还说“买双耐穿的，跑案子不用总换”。

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他特意绕去了四川北路上的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的铁栅栏关了一半，柜台里的职员正低头对账，蓝色封皮的活期存折递出来时，他摸了摸封皮上“中国人民银行”的烫金字，心里踏实——这个月发了四十五元警饷，扣除十元的粮票钱，他存了三十五元，加上之前攒的，离买缝纫机还差八十七元。缝纫机是新婚那晚林淑娴提的，当时她坐在床边，手指绞着衣角，小声说：“楼下王婶家有台蝴蝶牌的，缝棉袄快，不用总去裁缝铺排队，还能给你补补袖口。”那时他看着她泛红的脸颊，心里软得一塌糊涂。

自行车拐进弄堂时，李振邦远远就看见了自家窗户的光。工房的窗户是木框的，糊着层薄纸，灯光透出来，在墙上映出林淑娴走动的影子。他心里一暖，蹬车的力气也大了些，车铃“叮铃”响了一声，脆生生的，在弄堂里传得远——这铃声混着邻居家的狗叫声、煤球炉的“噼啪”声，比重生前听惯的汽车鸣笛声更让他安心。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混着煤烟和青菜香的暖意扑过来，李振邦解下围巾，抖了抖上面的碎冰——围巾是林淑娴用她婚前攒的钱买的，羊毛的，虽然薄，却比他在朝鲜戴的粗布围巾暖和多了。煤球炉放在门口，炉口的火星一跳一跳的，林淑娴正站在炉前，手里握着柄铸铁锅铲，锅铲的木柄用蓝布条缠了好几圈，防烫。她穿着件碎花棉袄，是娘家人做的陪嫁，领口的扣子掉了颗，她用红线缝了个布扣，袖口还绣了朵小梅花——李振邦知道，那是她熬夜绣的，说“新婚要讨个好彩头”，绣坏了三回才成。

“回来啦？”林淑娴回头笑，眼角弯成了月牙，她抬手擦了擦额角的汗，指尖沾了点煤灰，在脸颊上蹭出个小印子。“快洗手，饭马上好，我炒了你爱吃的青菜。”她指了指桌边的搪瓷盆，盆里的水冒着热气，是她特意温的——知道他冬天洗手爱用凉水，总提醒“别冻着，老了会疼”。

李振邦把自行车靠在墙角，从怀里掏出存折，小心地放在八仙桌上。八仙桌是房东留下的，桌面有道裂纹，他用腻子补过，现在又裂了点，桌角还包着块铁皮，防磕碰。“今天存了钱，”他指着存折上的数字，声音里带着点得意，“再攒七个月，就能买缝纫机了。”

林淑娴探头看了眼，嘴角笑得更开了，她放下锅铲，从李振邦手里接过个油纸包——里面是块两斤重的猪肉，粉红色的肉上还带着点油花，是他在弄堂口的肉铺买的，排队排了二十分钟。“你怎么又买肉了？”她嘴上埋怨，手却已经找了块油纸，把肉切成两半，一半包好放进旧木柜——柜玻璃碎了块，用硬纸板挡着，里面放着一罐猪油，罐口的猪油凝着白霜，还有一小袋面粉，是上个月李振邦去苏州出差，特意带回来的，说要给她做阳春面。

“快到元旦了，给你补补。”李振邦洗手时，指尖碰到温水，舒服得叹了口气。林淑娴炒完青菜，又把那半块猪肉放进锅里，加了勺“海鸥牌”酱油——酱油装在玻璃瓶里，每次只用小勺子舀一点，林淑娴总说“省着点，能用到下个月”。肉香很快飘满了小屋，李振邦坐在桌边，看着林淑娴忙碌的背影，心里软乎乎的。他们结婚才三个月，住的这间工房只有十平米，摆了张床、一张八仙桌和两个木箱，却比他重生前住的单身公寓还暖——公寓再大，也是一个人，这里再小，有她在，有热饭，有灯光，就是家。

晚饭很简单，一盘炒青菜、一盘红烧肉、一碗玉米粥。玉米粥是用玉米糁熬的，熬得很稠，林淑娴往李振邦碗里多盛了点，自己碗里却飘着几片青菜叶。“你多吃点，明天还要去巷口查摸包的案子。”她说着，夹了块瘦点的肉放进李振邦碗里，眼神里满是心疼，“你跑案子总走很多路，得多吃点才有力气。”

李振邦把肉又夹了回去，放在她碗里：“你也吃，翻译说明书费眼睛，得补补。”他记得昨天晚上，他加班回来，看见林淑娴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支铅笔，面前摊着俄文说明书，眼角有淡淡的红——她在技术科时就懂俄语，现在调到厂里专门翻译苏联机床的说明书，每天要翻十几页，字又小，眼睛熬得受不了。

林淑娴没再推，小口咬着肉，嘴角带着笑。他们刚结婚不久，还在磨合着过日子，却已经有了默契：每周吃一次肉，平时都是素菜，粮票省着用，面粉要留到过年包包子。

饭后，李振邦把八仙桌擦干净，铺上报纸，拿出一叠治安案卷。案卷是用粗糙的草纸订的，纸页发黄，字里行间还沾着点油墨，他翻到第三页，眉头皱了起来——上周虹口区的盗窃案多了三起，都是偷粮票的，有两起发生在巷口的菜市场，还有一起是在公交车上。“快到年关了，这些小偷也活跃了。”他小声说，指尖在“偷了邻居五斤粮票”那行字上划了划。粮票是命根子，五斤粮票够一个人吃半个月，他在现代见过偷钱的，却没见过偷粮票能急得人哭的，这个年代，粮食比什么都金贵。

林淑娴坐在他对面，手里捧着本《俄汉机械词典》，词典的封面已经磨破了，是她从技术科借的。她面前摊着几张苏联机床的说明书，纸张很薄，俄文的印刷体有些模糊，她用铅笔在不认识的词下面画圈，手指冻得发红，时不时要往嘴边哈口气，眼镜滑到鼻尖也没察觉。“我们厂里也一样，”她头也不抬，声音轻轻的，“保卫科的老王最近天天巡逻，昨天还在车间门口抓了个偷铜丝的，铜丝是进口的，能换不少钱——那小偷被抓的时候还哭，说家里孩子快断粮了，没办法才偷的。”

李振邦抬眼看她，见她眼睛盯着说明书，睫毛在眼下投了片小影子，心里有点疼。他伸手把她滑下来的眼镜推上去，动作很轻：“别太累了，明天再翻也一样。”

“不行，苏联专家下周就要来检查，得赶紧核对完。”林淑娴笑了笑，又低下头，手指点着词典上的词，小声念出来，“这个词是‘齿轮’，上次我还翻错了，被科长说了两句。”

李振邦没再劝，只是把煤球炉往她那边挪了挪，让她能暖和点。他继续看案卷，脑子里开始分析偷粮票的案子——三个案子都发生在人流多的地方，作案时间都是上午九十点，受害者都是拎着菜篮的老人，说明小偷很熟悉环境，而且专门挑防备弱的人下手。要是在现代，他肯定会调监控看路线，可现在只能靠腿跑，明天得去菜市场走访走访，问问小贩和老人，说不定能有线索。

“对了，下周三我要加班，苏联专家来检查，得把说明书核对完，可能要到很晚。”林淑娴突然抬起头，眼神里带着点歉意，“本来想给你做你爱吃的面条的。”

“没事，”李振邦合起案卷，伸手揉了揉她的肩膀，她的肩膀有点僵，是久坐的缘故，“那天我去接你，自行车上带件棉袄，晚上冷——你别像上次那样，为了赶工冻着了。”他记得上次林淑娴加班到十点，回来时手冻得发紫，他给她暖了半天才缓过来，第二天还感冒了，咳嗽了好几天。

林淑娴“嗯”了一声，靠在他肩膀上，声音软软的：“有你真好。”

九点半一到，李振邦就熄了灯——电费贵，一度电要八分钱，能省则省。黑暗里，两人躺在窄窄的床上，被子是林淑娴陪嫁的，晒得有股太阳的味道。李振邦侧身对着林淑娴，能闻到她头发上的皂角香，心里踏实得很。

“局里可能要搞运动了。”李振邦突然开口，声音在黑暗里有点闷。他今天在走廊里听见老王和局长说话，提到了“整顿作风”，心里总有点不踏实——作为重生者，他知道“三反”运动的厉害，怕自己和林淑娴被卷进去。

林淑娴翻了个身，脸对着他，手轻轻放在他胸口：“什么运动？”

“还不清楚，老王说要查作风问题。”李振邦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是凉的，他把她的手放进自己怀里暖着，“你在厂里也注意点，少说话，多做事——别像上次那样，同事说科长的闲话，你还帮着辩解，万一被人传到科长耳朵里，不好。”他知道林淑娴性子实诚，藏不住话，怕她在运动期间吃亏。

林淑娴“嗯”了一声，往他怀里靠了靠，声音里带着点困意：“我知道了，你也别太累了，查案子别太拼。”

李振邦“哎”了一声，轻轻拍着她的背，像哄孩子一样。没过多久，林淑娴就睡着了，呼吸很轻，头发蹭在他下巴上，有点痒。李振邦睁着眼睛，看着黑暗的天花板，脑子里想着明天的案子，也想着即将到来的运动。

第二天一到公安局，李振邦就觉得气氛不对。门口的墙上贴了张新标语，红纸上写着“坚决打击贪污腐败”，字迹遒劲，是局里的老陈写的——老陈以前是教书的，字写得好，每次有标语都找他。办公室里，同事们都没像往常一样聊天，各自坐在座位上，手里拿着报纸，却没怎么看，连平时最爱开玩笑的小李，都皱着眉不知道在想什么。

没过多久，科长老王就来了。老王穿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领口别着枚毛主席像章，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比平时严肃多了。“同志们，开会了。”他拍了拍手，声音在办公室里回荡，“都到会议室去。”

会议室里的长条凳凉得刺骨，李振邦找了个靠后的位置坐下，屁股刚挨到凳子，就打了个哆嗦。老王站在前面，手里拿着份文件，是中央发的“三反”运动指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中央说了，咱们公安系统要带头响应，”老王的声音比平时高了些，手里的文件挥了挥，“局里要成立‘打虎’小组，专门抓贪污腐败的‘大老虎’，不管是谁，只要犯了错，就一定要查到底！”

李振邦心里“咯噔”一下，他想起重生前看过的资料，知道这次运动波及很广，不少人因为小事被牵连。他攥了攥手心，手心有点汗——他刚来治安科没多久，手里没什么权力，可万一被牵连了怎么办？林淑娴还等着买缝纫机呢，他们还想好好过日子。

散会后，老王把李振邦叫到了办公室。办公室的窗户关着，煤球炉的烟没散出去，有点呛人，李振邦忍不住咳嗽了两声。“振邦，你是咱们局的老底子，去年又去朝鲜出过任务，经受过考验，政治上可靠。”老王坐在藤椅上，身体往前倾了倾，手里的钢笔在桌上敲了敲，“‘打虎’小组算你一个，好好干，别让组织失望——这次运动很重要，关系到咱们公安系统的形象。”

“打虎？”李振邦愣了愣，故意装出不懂的样子——他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重生的事，“是抓贪污犯吗？”

“对，就是抓那些贪得多、影响坏的‘大老虎’。”老王压低声音，眼神里带着点严肃，“这次运动来头不小，你要有思想准备，该查的一定要查清楚，不能手软——就算是老同事，也不能徇私情。”

李振邦“哎”了一声，走出办公室时，腿有点沉。他回到座位，看着桌上的治安案卷，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同事小李凑过来，小声问：“李哥，你进‘打虎’小组了？”

李振邦点了点头，没说话。

“那你可得小心点，”小李的声音更低了，几乎要贴到他耳边，“我听我表哥说，他在财政局的同事，昨天被带走了，说是贪了一千多块——一千多块啊，能买两套工房了！”

一千多块？李振邦心里一惊，他一年的工资才五百多块，一千多块相当于他两年的收入。他低下头，翻着案卷，心里乱糟糟的——在现代，他见过贪官贪几百万、几千万，可在这个年代，一千多块就能算是“大老虎”，可见当时对贪污的打击有多严。

中午去食堂吃饭，食堂里的气氛也很紧张。大家都围着桌子小声议论，没人像往常一样开玩笑。“听说教育局的张科长被抓了，”一个戴眼镜的同志说，他是户籍科的，消息比别人灵通，“说是多报了差旅费，还私分了单位的肥皂——肥皂啊，咱们一年才发两块，他居然敢多拿！”

“肥皂也算贪污？”有人小声问，语气里带着点不敢相信。

“怎么不算？肥皂是劳保用品，按人头分的，他多拿了就是占公家的便宜，就是贪污！”戴眼镜的同志说得很肯定，手里的窝头都忘了咬。

李振邦端着搪瓷碗，碗里是白菜豆腐汤和两个窝头，他扒拉着窝头，没什么胃口。窝头有点干，剌得嗓子疼，他喝了口汤，汤里没什么油花，只有点盐味。他想起林淑娴早上给他装的咸菜，是用萝卜干腌的，放在怀里还温着，他掏出来，分给小李一点——小李家里有个生病的母亲，平时总舍不得吃咸菜，每次都把自己的咸菜省下来给母亲。

“李哥，你怎么不说话？”小李咬着咸菜，抬头看他，眼神里带着点担心，“你不怕吗？万一查错了人，怎么办？”

“没什么好怕的，”李振邦咽下一口窝头，声音有点哑，“只要实事求是，就不会错——咱们治安科办案，不就是靠证据说话吗？”他没说的是，他在现代办过太多案子，知道证据的重要性，也知道冤枉一个好人有多可怕。

小李点了点头，没再问，低头啃起了窝头。

下午，李振邦本来打算去菜市场查偷粮票的案子，却被老王叫去分局开会，讨论“打虎”计划。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每个人面前都放着烟卷，是“大前门”牌的，只有领导才能抽——李振邦平时只抽“飞马”牌的，还是省着抽，一盒能抽半个月。老王让大家提名可疑人员，有人说分局的赵副局长有问题，“我听说他收了商人的好处，还让商人给他家送过米，两袋呢，每袋五十斤！”

李振邦心里一沉，他认识赵副局长——赵副局长是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革命，左臂上有个弹痕，是被子弹擦的，平时在单位很随和，上次李振邦的自行车坏了，还是赵副局长帮他修的，修的时候还说“年轻人要爱惜东西，这车能骑好几年”。他怎么会贪污？李振邦想起重生前看过的资料，知道运动里有很多老革命被冤枉，心里更不想让赵副局长遭罪。

散会后，老王把李振邦叫住：“振邦，赵副局长的案子交给你查，你去问问那个举报的老民警，再去商人家里核实一下，看看他到底收了多少好处——记住，一定要查仔细，不能放过任何线索。”

“王科长，赵副局长是老革命，会不会有误会？”李振邦忍不住问，他不想冤枉好人。

老王看了他一眼，脸色有点沉：“有没有误会，查了才知道。你别带着偏见，要实事求是——组织相信你，才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你可不能让人失望。”

李振邦“哎”了一声，心里却很不是滋味。他走出分局，骑着自行车往举报的老民警家去，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疼，他想起在现代办案时，有监控、有法医、有技术支持，哪像现在，全靠腿跑、嘴问，还得担心查错了人。

第二天，李振邦先去找了举报赵副局长的老民警，姓刘。刘民警住在杨浦区的一个弄堂里，家里比李振邦的工房还小，只有七八平米，屋里摆着张旧床，床边放着个煤球炉，炉上坐着个铝壶，“咕嘟”冒着热气。刘民警坐在床边，手里攥着个保温杯，脸色不太好，咳嗽了两声：“李副科长，我没说谎，上个月十五号，我亲眼看见那个商人给赵副局长家送米，两袋，用三轮车拉的，我还问了商人，他说就是给赵副局长送的。”

“你确定是商人主动送的？赵副局长没给钱？”李振邦拿出笔记本，钢笔在纸上悬着，等着记——他比别人多了份细心，知道要问清楚细节，比如时间、地点、商人的样子，这些都是证据。

“确定，”刘民警点了点头，语气很肯定，“那商人我认识，叫王老三，是做粮食生意的，以前因为投机倒把被我们抓过，肯定是想讨好赵副局长，好让赵副局长以后照顾他。”

李振邦又问了几句，把刘民警说的都记下来，包括王老三的体貌特征、三轮车的样子，才骑着自行车去了王老三家里。王老三住在闸北区，家里是间小平房，门口堆着些麻袋，里面装的是大米，麻袋上还沾着点潮气。王老三的老婆开的门，见是公安局的，脸一下子白了，手都有点抖：“同、同志，我们没犯法啊，最近没投机倒把，真的！”

“大嫂，你别紧张，我就是来问点事。”李振邦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些，他知道老百姓怕警察，尤其是在运动期间，“上个月十五号，你家是不是给赵副局长送过米？”

王老三的老婆愣了愣，随即点了点头，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用围裙擦了擦脸：“同志，那不是送的，是赵副局长买的！上个月我们家进的米受潮了，卖不出去，我男人急得睡不着觉，家里还有三个孩子要吃饭，小的才三岁，天天喊饿——赵副局长知道了，就说要买点米，还说‘别着急，慢慢卖’，给了一百五十块，一分没少！”

李振邦心里一松，赶紧说：“大嫂，你别激动，我就是核实一下。你有证据吗？比如收条什么的。”他知道，证据是关键，有了证据，才能还赵副局长清白。

王老三的老婆赶紧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纸条有点皱，是普通的毛边纸，上面是赵副局长的字，有点歪，却很清楚：“今买米一百斤，付人民币一百五十元，赵建国。”下面还有日期，就是上个月十五号。李振邦接过纸条，摸了摸纸边，纸上还留着点墨迹，说明是刚写不久的。他想起赵副局长的手，因为打仗受过伤，写字有点抖，和纸条上的字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