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信用卡的黄金时代（1/2）

我记得特别清楚，2007年9月，我搬离了定海新村那个蜗居，一脚踏进了汽车东站附近的新地盘。房子大了，感觉气儿都喘得匀了点儿。正赶上那年头一场秋雨，哗啦啦把夏天最后那点儿燥热给浇透了，我就趁着这股子凉快劲儿，在出租屋阳台那儿晾被子。手机在口袋里嗡嗡震，跟犯了痨病似的。掏出来一看，芬花发的短信，字不多，就跟一片枯叶子掉手里一样轻飘飘的：“徐老师昨夜车祸走了。”

刚读完，一股糖炒栗子的焦香味儿，也不知道打哪儿飘过来的，直往鼻子里钻。我攥着手机，那塑料壳子都烫手。阳台玻璃上全是雨水道道，糊得跟花猫似的，看着看着，忽然觉得那不是雨水，是十多年前教室讲台上扬起来的粉笔灰。

这思绪一下子就倒带了。1994年的秋天是啥味儿？是晒谷场上那股子干爽带点太阳晒过的尘土气儿。我10岁出头，蹲在老墙底下看蚂蚁搬家。晨雾里头，徐老师推着他那辆宝贝凤凰牌自行车出来了。车筐子里码得整整齐齐的是牛皮纸包着的作业本，车铃铛上还挂着露水，一晃“叮铃铃”，他那件靛蓝色的中山装上衣口袋里，常年揣着个油纸包着的酥糖。看见我缩在墙根数蚂蚁，老师走过来，也不多话，掰开粘在一块儿的糖块儿递过来，“小闲，蹲这儿看蚂蚁？当心蚂蚁把你的算盘珠子都给搬跑了！”

眨眼就蹿到了2000年，云会中学。那走廊的味儿可真绝了，新印卷子的油墨味混着桂花的甜香，吸一口就觉着是知识的味道。我那时候，抱着一大摞《自然科学练习册》，噔噔噔穿过光影晃动的走廊。脚底下踩着的是九十年代铺上去的彩釉地砖，上头印的牡丹花儿？早被我们这帮学生军的铁蹄磨成了几个分不清颜色的大块斑。徐老师的办公桌挨着窗户，那铁窗框都锈了。玻璃板底下压着早就发黄变脆的教师值班表，有个犄角旮旯还顽强地粘着不知道哪个中秋节的月饼渣子。批作业他最爱用的是一支英雄牌钢笔，墨水瓶？您猜不着，是把医院里打葡萄糖用的那种玻璃瓶子洗干净了接着用！那蓝墨水在作业本儿纸上洇开的时候，活像一朵没开透的蓝睡莲，沉在水底。

记忆里最尖利的那一下，是2001年夏天。教导主任那屋，头顶吊扇有气无力地搅动着凝滞的空气，里头还是那熟悉的桂花味儿，但闻着不香了，呛人。我的中考志愿表被班主任“啪”一下拍在红木桌子上，动静震得旁边搪瓷茶缸里的胖大海直晃悠。“塘栖中学？！你小子胆儿挺肥啊！”班主任那眼神儿，跟看个走错路的小蚂蚁似的。就在这时，一直埋在作业堆里的徐老师，把他那副金丝边眼镜往鼻梁下头推了推，眼皮一抬：“我看这孩子行！能考上！”他身后窗外头，银杏叶子正被风裹着往下掉，跟下金子雨似的。可他说那句话的语气，那叫一个稳，稳得就像村头那棵长了二百年的老樟树，根深蒂固。

那年深秋，红彤彤的塘栖高中录取通知书真就躺在我家桌子上。我记得学校门口小卖部的冰柜结了层白霜，往外丝丝冒着寒气。徐老师正蹲在门槛上“咕咚咕咚”灌汽水呢。我告诉他这消息，他“噌”一下站起来，手里的汽水瓶子一歪，“哗啦”全泼在他那条洗得发白的卡其裤上，深色的水渍迅速爬开，跟画了幅写意山水似的。“咋样！我说啥来着！”他哈哈笑着，声音亮堂，顺手把空瓶子使劲儿往装废品的大竹筐里一砸——那“哐当”一声脆响，隔了这么多年，还在我耳朵边绕着、绕着。

转眼就是2007年的秋天了。阳光懒洋洋爬进窗，正好落在我书桌抽屉里。那本中考复习笔记还在里头躺着呢，泛黄的扉页上，徐老师用他那特有劲儿的楷书写着一行：“知识是永不生锈的钥匙。”那股子墨香味儿早就散得没影儿了。可这会儿，我好像又看见当年他讲课那劲儿，粉笔灰在九月的阳光柱子里面飘啊飘，闪闪烁烁，愣是成了我青春里的迢迢银河。

楼下“收破烂儿喽！”的吆喝声扯着嗓子喊上来，听动静，三轮车上指定又摞着谁家搬走不要的破凉席、烂脸盆。我下意识摸出手机，手指头在通讯录里划拉，那个名字——“徐老师”，它永远地定格在2007年的秋天了。晾衣绳上滴着水的白t恤，影子印在防盗窗的铁条上，就是个不大不小的十字架。我有点恍惚，好像又看见徐老师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穿过浓雾，车筐里是新批改完、带着新鲜红叉钩钩的月考卷子，后座夹着当天的《余杭早报》。谁他妈能想到呢，命运这个老流氓，就在这年秋天，露出它两颗大獠牙，一口就把这熟悉的身影吞了，嚼碎了，像碾碎梧桐大道上一片飘落的叶子。

我把初中劳技课做的那个松木笔筒转了个方向，让它朝着太阳。心里头就琢磨：在南方某个潮湿得能拧出水来的九月清晨里，那个叫汪小闲的愣头青，他其实是被智者肩头的粉笔灰轻轻点过。而那份简单的、结结实实的信任，就成了一条小破船，把他这十几年载得稳稳当当。真的，有时候别人一句特普通的肯定，就特他娘的管用，管用到足以把你整个青春岁月里那点迷茫的、混沌的玩意儿，一下子照得透亮，像阳光射进一片死海。

日历哗哗地往前翻，2008年3月。江南那个鬼天气，春寒料峭，空气里头好像飘着肉眼看不见的小冰针，扎得人骨缝里都发酸。老家的院子里，那棵枇杷树怯生生冒出了几颗嫩绿芽。屋檐角上积的残雪化了，水珠子滴滴答答砸在青石板上，跟时间的秒针赛跑。我奶躺在小叔叔家一楼那个统间的西北角床上，人看着已经不大行了。我这个长房长孙，就蜷在奶奶睡的雕花木床沿上，不敢大喘气儿，就干陪着。

奶奶五个孩子——我爸，两个叔、两个姑姑，他们的脚步声在那不大的房间里头，跟走马灯似的，整宿整宿轻轻地转。我捎回来的冬虫夏草在紫砂小药锅里“咕嘟咕嘟”响。两个姑姑轮着班儿，每天用温毛巾小心翼翼地给我奶擦洗那浮肿得发亮的手和脚。婶婶总把窗帘掀开一道缝儿，说：“妈最稀罕看院里头那几丛月季了。”可那些花儿，曾经被我奶奶拿着剪子精心伺候过的宝贝疙瘩，这会儿在她那已经涣散的眼光里，早就融成一片浑浊的光影，啥也分不清了。

有天大清早，不知道打哪儿透进来一缕阳光，斜斜地穿过雕花的木头窗棂，正好铺在奶奶盖的旧棉被上。就在这光柱子里，奶奶那只瘦得只剩下骨架子的手，突然特别特别费力地抬了起来，枯树枝一样的手指头在半空中慢慢地、徒劳地抓挠着，像是想抓住点啥。守在床尾的我爷爷，身子猛地一顿，想站起来，两条老胳膊微微地抖着，可他最后只是……慢慢地、慢慢地转过了身去，把他那副早就佝偻得不成样子的脊梁骨对着光，把一道黑黢黢的影子投在身后那面斑驳起皮的石灰墙上。

奶奶走的那天，房间里安静得可怕，连空气都凝固了。忽然，那口一直提着的气，轻轻地、平平静静地呼出来了。就这一下，屋子里头五个儿女的哭声“轰”一下就炸开了锅，搅和在一起，结结实实像一张痛苦织成的网。我眼角的余光瞥见我爷爷的旧布鞋在门槛上冷不丁绊了一下，老头儿一声没吭，默默地走开，坐到了角落里的小马扎上。

回杭州的中巴车一路摇摇晃晃，穿过大片大片开得没心没肺的油菜花田。我怀里死死抱着奶奶临终前不知道花了多少力气给我纳好的一双千层底布鞋，鞋底子上密密麻麻的针脚还在，可搓麻线的、把鞋底扎透的那股子韧劲儿和温暖，已经跟着人一块儿散了。回到出租屋，世界突然安静得瘆人，桌子上那个电子闹钟“滴滴答答”的动静被放大了十倍，一下一下砸在耳朵里。半夜惊醒，总感觉黑咕隆咚的屋子里头，好像飘着我奶奶拿手的酒酿圆子味儿——她煮的那个讲究啊，红糖得熬成挂旗的蜜糖色，小糯米圆子里头一定得揉了细细的干桂花碎，香得让人流口水。

再后来，全家老小一块儿整理奶奶的遗物。三月的阳光特别好，把樟木箱子里的老衣服晒得散发出一股陈年的、旧木头加皂角的沉香味儿。爷爷蹲在墙角旮旯，闷着头叮叮当当地归置他那堆农具，一把生锈老镰刀碰在锄头把上，声音贼刺耳。突然，“当啷”一声轻响，从犄角旮旯里掉出半卷灰扑扑的纸片子。捡起来一看，嚯！1958年的老粮票！那纸边儿都破了，粘着早年间我奶奶用浆糊粘的小补丁。在翻奶奶用过的那个五斗柜最里头那个抽屉时，摸出了一张有点卷边的全家福。照片上，奶奶围着条靛蓝老布的围裙，笑得见牙不见眼，怀里抱着刚满月的、皱巴巴像个小老头的我。她身后围成大半圈儿站着的，是我爸、两个叔叔、两个姑姑。

那天吃饭的时候，爷爷咂吧着他那个小酒盅，冷不丁开口说了一句：“昨儿夜里，梦着你奶奶了。骂我呢，骂我老把东西乱放，让她找不着。”满桌子原本扒饭的筷子都顿了一下，没人接话。房檐角上，正好一窝新燕子“唧”地一声飞过去，快得好像就为了躲开老头儿悄悄红了的眼圈。

现在每次逛到河坊街，看见那些头戴靛蓝布头巾卖糕团的老太太，我总会不自觉多看两眼。梅雨天晒被子，手还没抬起来呢，那“三下轻拍两下重打”的老手法自己就冒出来了。深秋煮桂花糖藕，守着砂锅听里面“咕嘟嘟”地翻滚，那节奏感觉都带着调儿，就跟当年我奶奶站锅台边儿上叨叨的声音似的：“火候要文啊，得文火炖，慢悠悠的，那甜味儿才钻得进藕眼儿里去。”你发现没有？好些个习惯，早就像老树根儿一样，深深扎进你日子里的每道褶皱缝儿里。就像我奶奶压在箱子最底下那蓝印花布，浆洗得越旧，颜色褪得越淡，它反而变得越软和，越跟你亲。

我做过一个梦。梦里老家的灶膛火通亮，映着我奶奶梳得一丝不乱、纹丝不动的发髻。她那双全是裂口、老茧的老手，正一遍一遍仔仔细细地擦着那张全家福的相框玻璃。窗外头雪下得静悄悄的，可血脉里那股子温热劲儿，打从生死这一道坎儿里蹚过去，早就在心里头扎下了新的根，发出了新芽，一圈一圈长成了新的年轮。

咱们前面说了搬家，说了师生情，说了生离死别，现在该聊聊我赖以糊口的行当了——金融圈儿，更具体点说，银行那点事儿。

时光机咱再往回倒倒，2006年夏天。深圳发展银行的玻璃幕墙大得唬人，阳光打在上头能晃瞎你的眼。哥们儿我呢？愣头青一个，西装革履，胸前别着新崭崭的工牌，板板正正，像棵刚移栽进城里的行道树。那金属卡扣在空调房里头泛着冷光。那阵子我干劲十足，天天至少提前半小时到行里，看保洁阿姨拿块小麂皮布子擦大理石会议桌，好像无声地给我这个新人打气：“小子，好好干，梦想会实现的！”年轻，就是这么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