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3章 酒梦(1/2)
……我在登一座高高的山,往上有一条蜿蜒的小道。块石铺就的,很不整齐。我不得不边走边不时的关注着地上,生怕会被不平整的石块绊倒。小道的两侧是野草丛生的树林。我似乎看到有无数双眼睛在树林里看着我。但是,我却看不见人形。我感到有些畏惧。我不知道,我的畏惧源于什么?是因为前方的不明确吗?像是又像不是!我自顾着朝前走。我看到树林里出现了一块空地,许多人在空地上跳舞。(此处略去1读了解这些,知道这些,才是我的目的。
我不能将结论交给读者,我也给不出这样的结论。让读者自己去感悟,去领会,才是我撰写此书的最终目的。
小说不能当作历史来写。但是,我的小说必须得依附于这一段历史。只有依附于这段历史,书中的人物才有灵有肉。他们的希望、期盼、欲望;他们的哭泣、欢笑、忧郁、悲伤才有着落点,才有产生的土壤。但是,我同样不能在他们的希望、欲望、哭泣、忧郁,或悲伤中流露出我的主观意愿。让他们的性格、秉性、家庭环境和生活的环境作为引发这些情绪的推手好了。这才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必须得这么做的。
我在自己设定的苦痛中跋涉。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得赋予我书中的人物以自己各自的灵魂。让他们在各自的灵魂的驱使下,在那个年代里,在那个社会的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色。角色是我赋予他们的,表现却全靠他们自己。我不能算是导演。我只能算是场记。我只是将发生在这个社会舞台上的一切如实地记载下来。仅此而已。
我常常一边写,一边在笑话我自己:我已被开除了党籍多年,又被投进了监狱。却在为此撰写这一段难以回避的历史。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无法再改变。但是记载的手法不同,呈现在后人面前的结果也会绝然不同。我不希望将我的主观意见写进这种记载中。只希望让后人在阅读中自己去感悟,去评判,去联想,去自己得出结论。
也许,得出的结论会各式各样,但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打算去绑架读者的思想,自然也不会强迫读者孕出什么样的结果。只要有结果就行!这才是我撰写此书的最终目的。
在完成全书的五分之四篇幅时,头脑中浑沌的思维已经日渐清晰。我知道,我已越过了阿尔卑斯山。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产生越过阿尔卑斯山这种想法?我是中国人,若论最高的山应该是喜马拉雅山才是,为什么是欧洲的这一座最高的山呢?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大量作品,在我对文学的涉猎中,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福楼拜,狄更斯,雨果,还是巴尔扎克,大、小仲马。在我的心目中,欧洲文学代表着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
那种叙事手段的老到,人物刻划的细致,和心理描写的到位,都不是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可以比的。虽然,中国的古典文学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叙事手段。在许多方面,同样不是欧洲文学可以比拟的。但是,中国文学在思想上所展示的那一份腐庸同样让人不敢恭维。这大概与译者所拥有的那一份新思想有关。
翻译欧洲文学的这些作品的译者,大多是二十世纪的人。二十世纪的世界,是一个人文主义思想泛滥的世界。译者必定带有这方面的浓重色彩。才能赋于这些作品以崭新的形象和更贴近现实的内含。让人阅读时产生更多的认同感。
而中国的古典文学,在叙述的语言上,用不着翻译,它们自然保留着遥远的年代的那一份古老的气息。古老的气息,难免让人感到陈腐。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谁愿意用相同的语言,对古老的作品去复述一遍呢?能接受新思维的人,会认为这是给古老的作品赋予新的表现,不能接受新思维的人,必定会认为这是对本国古典文学的恣意强奸,这会破坏原作品的固有韵味,和产生对原作品的曲解。
中国的文字本来就含意深远。每个词组,甚至是每个字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思想蕴含。真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算是复述一遍的人,是仁者,也是智者,但智者千虑还必有一失呢!一失事小,破坏了原作品的韵味却是事大!谁敢去冒如此的天下之大不韪?只有那位不知天高地厚的作者,才会对《红楼梦》的后四十回进行了改写。完成了中国文学在当代的令人瞩目和不敢恭维的狗尾续貂。
中队的管教问我说,休养的时间差不多了,够长了,你可以出工了吧?我说:
“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的写作正处于关键时刻,此刻停笔,我的思路可就断了!思路断了再续,也不知今后能不能再续上!再说,就算是续上了,恐怕也没有了原来的韵味了!”
管教沉吟了片刻,说道:“既然这样,那你就抓紧吧!尽可能早日完成吧!总拖着,可能会让人有闲话呢!”
我知道,对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中队的警官有压力。尤其是,我拄着双拐走路。早已改成了拄着单拐走路。在旁人看来,我走路的神态几乎已与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其实,我改双拐为单拐,是逼迫自己早早地进入锻炼状态。我是在尽可能让左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用力。以促使伤了股骨的左腿早日恢复功能。既然管教已经跟我明说了,我当然不便再拖。我将这最后一个月,作为我整部书收尾的终结目标。我内心的紧迫感更强烈了。
到了八月下旬,我的整部书稿总算撰写完成,只是八十一章之后又加了一个尾声。这个尾声是必须加的。尾声的缀接,才会让读者展开想象的余地。在尾声中,我续唱了那一首歌谣,这也算与书的开头有了呼应。在内容的表述和情节的铺排上,我尽可能使用了容易触发人的想象的叙述,我希望能产生余音绕梁的结果。
但究竟能不能产生我希望的结果,却不是我所能左右得了的。要看读者能不能与我共鸣。要看我所说的故事能不能打动人,能不能提供给人足以想象的余地!
我又花了几天时间,对全书进行了分段和分句。写时匆忙,我常常一逗到底,也来不及分段。七大本硬面抄,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像乔伊斯的《尤里西斯》最后的那一段没有标点符号的意识流文字。我的写作,如意识流一般地流泻而出。这样的断文断句,只有我自己去做。换了旁人,很可能会将它当作无人能读得懂的天书。
我当然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这么辛苦地忙活了大半年,体重也骤减了二十多斤。最后写成了一堆无人能读的天书,岂不是太煞风景了!而且,从撰写起笔,我就抱定了以批判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的。在设想写这部书时,我就认为,以中国这五十年的历史为背景的小说,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是适合的。我自然不会舍弃我的初衷。
我将这一大摞本子交给了中队的管教。请他予以审查。我知道,在监狱里写的作品,必须经审查后,才能送往监狱外,既然有这样的程序,我就得按程序走。管教问我:
“四部曲都写完了吗?”
我回答说:“写了三部曲,第四部写不下去了!”
原先,我是对管教说过,要写成一个四部曲的。所以,管教才有如是问。他问:
“怎么不写下去了?是时间不够了吗?”
“不是!”我说,“我已经写到了九五年了,不能再往下写了!再往下写的话,要涉及到监狱内的事了!这是不适合的!”
我确实已经写到了社会主义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改造,社会已经完成了那个循环。梅花潭边的五户人家三代人在这个社会经济形式的循环中已经经历了他们的悲欢离合,经历了他们的爱恨情仇。再往下写就不太适合了。管教显然误会了我的意思,他接口说:
“监狱里的事确实不能涉及!这书稿里,你总不会涉及吧?”
“没有!”我笑笑说,“怎么可能涉及到监狱!书中的任何一个人物。我还没有让他们有坐牢的打算呢!”
“那你的第四部怎么办呢?”显然,他还念念不忘我的四部曲的说法。我只得含糊地说:“今后吧!今后有机会再写吧!”
“那你把这些书稿交给我是什么意思?”他问。
“要请你帮我看一下,接下来,我还要作修改!”我说,“如果可以的话,一个月之后的国庆节,家里会有人来见我,到时,请帮我将书稿交给我的家人,让他们去打印后,再送进来交给我修改。再则。我也可以出工了。”
“哦!可以出工了吗!”他说,“好的!好的!”
他接过了那一叠硬面抄“哦!这么多本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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