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暴君？昏君？”（1/2）

朱由检这么做，究竟是好是坏？或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在他看来，这二十万两白银，不过是一笔必要的“前期投资”，是为了让张莽这个被他强行推上位的人能够快速启动项目、招募团队、购买装备，以确保“一年五千精兵”这个目标能够按时达成的启动资金。他追求的是效率和结果。

然而，他忘了，或者说他选择性地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他是皇帝。

皇帝的一举一动，尤其是涉及巨大利益分配的行为，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投资，而是会被放在政治放大镜下，被天下人，特别是官僚集团，进行无限地揣测、解读和赋予各种复杂的政治含义。

更重要的是，此地非彼地，此时非彼时。

他如今所在的江南，绝非他起家的北直隶。当初在北方，他之所以能推行雷厉风行、甚至堪称酷烈的改革，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的：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外有皇太极的铁蹄屡屡破关，刀锋直指京师；内有流寇糜烂中原，势如燎原。

巨大的生存危机压倒了了一切内部矛盾，朝野上下（至少是核心圈层）形成了一种“不变革即亡国”的悲壮共识。

而且，留在北京跟他一起扛过“己巳之变”等危机的官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了一轮筛选，异议者大多已被边缘化。

因此，他能够以战时状态的名义，将皇权延伸到最基层，打破常规，任用私人，强行推进政策。

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

在他的努力下，皇太极的主力已被牢牢挡在关外，辽东战线虽然紧张但大体稳固；

境内的主要流寇武装也已被完全剿灭，大规模的战事平息。

在天下人，尤其是享受了二百多年太平日子的江南官绅看来，最大的威胁已经解除，天下已然“太平”了。

就在这样一个“太平盛世”里，你这位皇帝陛下，不像传统的贤明君主那样垂拱而治、休养生息、倡导文教。

反而变本加厉，继续甚至更加猛烈地推行那一套在北地战时才用的非常手段——破格提拔微末小吏、肆意破坏官场规矩、纵容酷吏横行、还大把大把地砸钱给这些“幸进之徒”！

你这到底是想干什么？

在外人看来，这绝非是为了“救国”，而更像是在刻意揽权、培养私人势力、甚至有意打破江南现有的政治经济格局。

你的举动，不再能被“救国”这个崇高的目标所解释，其动机就显得格外可疑和令人不安。

因此，朱由检在南方遭遇的阻力，远非北方可比。

他面对的不再是生死存亡压力下被迫妥协的官僚系统，而是一个自认为危机已经过去、正准备回归“正常”秩序、并且其核心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盘根错节的江南士绅集团。

他用管理北方的方法来治理一个庞大的江南，其水土不服和激烈冲突，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最大的误判，就在于没有意识到，非常之法只能在非常之时行于非常之地。时移世易，却刻舟求剑，岂能不败？

朱由检迁都南京不过短短两年光景，整个南方士林官场却已近乎被他经营得同仇敌忾，怨气沸腾。

他强力推行新政，锐意改革，其手段在江南士绅看来，却无异于刮骨抽髓，霸道专横：

他派设海关，将宁波、泉州、广州等通商口岸的贸易大权从地方衙门和传统牙行手中强行收回，由中央直辖的海关衙门垄断，这等于斩断了无数依附于旧贸易体系的官绅豪商的财路。

他极度宠信杨嗣昌——这个在南方士林眼中不过是“幸进小人”、“阉党余孽”的奸佞之徒。

竟将其从微末之职破格擢升为权倾一时的海关尚书、内阁大学士，委以钦差重任，使其在江南肆意横行，清查账目，触动无数人的利益。

他任命洪承畴——一个他们眼中的“陕西北佬”、“外来酷吏”——总督广州、泉州等南方膏腴之地。

这等于是用北方来的军事官僚，压榨南方的财富，凌驾于本地乡绅之上，自然引起极大的反感和抵触。

他的核心班底，卢象升，毕自严，刘永光等，清一色是北方带来的“自己人”，或是与他共历患难的旧臣。

江南籍的官员被普遍排除在决策核心之外，只能担任副手或闲职，这被视为赤裸裸的地域歧视和权力垄断。

他肆意破坏官场百年来的升迁规矩，提拔李振彪、孙昌祚、张莽这等毫无根基、手段酷烈的微末小吏。

甚至百户直升指挥使，这彻底动摇了建立在科举、资历、乡谊基础上的传统文官体系，让所有按部就班升迁的官员感到前途无望和极大的不公。

在这些南方士大夫和旧利益集团看来，朱由检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什么中兴圣主，其行径与历史上的秦始皇（霸道集权）、刘裕（以北伐之名行篡位之实、重用寒人）、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不恤旧臣）如出一辙！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不遵循儒家王道，不尊重士大夫阶层，不顾惜地方利益，只知穷兵黩武、聚敛财富、任用酷吏来满足一己之私欲或是他那不可理喻的“改革”执念，正在将大明引向深渊！

因此，表面看似平静的江南，实则暗流汹涌。一种针对皇帝本人的、广泛的、基于利益和理念联合的抵抗联盟正在悄然形成。

朱由检在不知不觉中，几乎将自己置于了整个南方传统统治阶层的对立面。他推行的每一项政策，无论初衷好坏，都会首先遭到怀疑和抵制；他任用的每一个“自己人”，都会被视为必须拔除的眼中钉。

朱由检会在意江南士林那套基于传统、乡谊与清议的复杂诉求吗？

他才不管呢。

这位皇帝的施政思路，早已被他在北方十余年戡乱御侮中形成的铁血法则所主导。

他笃信并奉行着一套看似简单却极为霸道的逻辑：“朕赐尔等权柄恩荣，尔等为朕效死办差，其间若有风波劫难，自有朕为尔等担当！”

这套模式撇开了许多官场惯有的瞻前顾后与调和折冲，只问最终成效。

江南士大夫们所看重的“舆情物议”、“地方人情”、“为政宽仁”，在他眼中，若与既定方略相悖，则皆属“迂腐空谈”，必须为其让路，甚至不惜以强力破之。

那么，他是否完全排斥南人呢？亦非如此。此即其用人之道的第二个显着特征：极度看重实务能力的效验观。

他的确擢拔了一批南籍官员，如侯恂、路振飞、张溥、吴伟业、徐石麒等。

然其择人标准，绝非因其地望或清流声誉，核心仅在于——尔是否真有“经世济用之实才”，能否为朕“宣力办差”？

对于有才干、可任事者 如侯恂、路振飞、徐石麒，他便授以本兵、巡抚、秋卿等握有实权之要职，期许他们能匡济时艰，取得实功。

对于乏于实务之能者如张溥、吴伟业，他洞悉其虽有名望却疏于政事，遂安置于御史言路之职。

此非重用，实乃一种 “量才而用，置之清要” 的安排——既借其声名以资点缀，又将其置于言官之位，纵有议论亦不致直接贻误实事，免得干扰其既定国策的推行。

故而，在朱由检的权衡中，地域乡贯绝非首要。

他意欲构建的是一个环绕其绝对威权的“能吏政府”。侯恂、路振飞等人是被倚为干城的“股肱之臣”，而张溥、吴伟业则更像是置于高阁的“文学侍从”或“清流标杆”，并未授予核心权柄。

此种纯粹以“办事效能”为绳尺、几乎罔顾官场积习与人情网络的用人方略，虽能简拔出一批肯任事、有担当的官员，却也将其“效用为先”的原则推向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