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微末之士(1/2)
朱由检收到荆本澈的奏本时,已是八月下旬。这封来自镇江府丹徒县的奏本混在一堆日常公文中,并不起眼。他展开阅览,初时只是随意浏览,但越看神色越是专注。
“荆本澈……”朱由检放下奏本,努力在记忆中搜寻这个名字。似乎有点印象,好像是某个地方的知县,不久前在镇江处置陈家的混乱场面中,确实有个知县未曾随波逐流,表现还算得体。
“徐徐推进……示之以宽,导之以理……”
这位知县说得不无道理。他想要的是长治久安,而非一时之功。张三谟的酷烈手段确实见效快,但非长久之计,也需要有荆本澈这样更懂润物细无声的官员来平衡。
想到此处,朱由检提起朱笔,在那份奏疏的末尾,批下了两个大字:“见驾。”
批完这两个字,他似乎觉得还不够,又对侍立一旁的王承恩吩咐道:“传旨丹徒县,令知县荆本澈接到旨意后,即刻安排县务,速来南京见朕。告诉他,朕对他的奏疏很感兴趣,要当面听听他还有什么‘徐徐推进’的高见。”
崇祯十三年九月初,圣旨抵达丹徒县衙。
宣旨宦官离去后,荆本澈手持那封写着“见驾”二字的朱批奏疏,独自在书房内静坐了许久。陛下的召见是殊荣,更是重担。他深知,此行绝非简单的奏对,而是关乎他对新政的谏言能否上达天听,更关乎镇江乃至东南未来治理的走向。
他首先做的,是连夜将县内钱粮、刑名、漕运等各项事务整理成册,巨细无遗地交代给县丞与主簿,尤其叮嘱了秋粮征收需公平量器、不得盘剥小民,以及几桩尚未审结的田土纠纷的处置要点。其交接之细致,仿佛不是短期觐见,而是长远离任。
离县那日清晨,天色未明。荆本澈婉拒了僚属组织的饯行,只带着一名老仆,驾着一辆半旧的骡车,悄然出了县衙后门。他特意嘱咐车夫绕道而行,经过丹徒县内几处主要的市集和漕运码头。他看着渐次苏醒的街市,码头开始忙碌的力夫,心中那份“徐徐图之”的信念愈发坚定——陛下的新政,最终是为了让这些平凡的景象能持续下去,而非陷入新的动荡。
车行至镇江府城门外,他并未入城去见知府张三谟。此刻见面,徒增尴尬,于公于私皆无益处。他只是撩开车帘,望了一眼那巍峨的城墙和森严的守军,便命车夫径直取道官路,奔赴南京。
路途上,他反复推敲面圣时可能遇到的诘问,思虑如何能将地方实务之艰难、百姓之隐衷,清晰而有分寸地禀明陛下,既不触怒天威,又能切实裨益国策。夜宿驿馆时,他仍就着昏黄的油灯,在纸上勾勒应答要点。
荆本澈到来时,朱由检还在忙着批奏疏。待王承恩提醒,才将其召入乾清宫中他经常办公的一间偏房,看着底下的那位知县,朱由检开口了,“荆本澈,先说下你的仕途,籍贯,表字,还有你是几年的进士,几年的举人。”
荆本澈闻言,立刻整肃衣冠,恭谨地回答道:“回陛下,臣荆本澈,直隶丹阳人氏。字澄源,乃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进士。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科应天府乡试中试,得中举人。”
朱由检看了他一眼,接着问道:“关于那东林书院你是何看法?”
他略作沉吟,组织了一下语言,谨慎回答道:“回陛下,无锡东林书院,始建于宋代,至万历年间,由顾宪成、高攀龙等诸公复兴。其讲堂所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联,天下传诵,激励了无数读书人心怀天下,砥砺名节,此乃其功。”
“然,”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更为审慎,“自万历末年始,朝中渐以‘东林’为帜,议论朝政,臧否人物。乃至门户渐立,党同伐异。凡不合其意者,辄斥为‘邪党’;凡附其说者,则引为‘君子’。致使庙堂之上,是非纷扰,攻讦不休,往往以意气相争,取代实务之辩。此…恐非国家之福。”
“故臣之浅见:读书讲学,明理济世,书院之本分,其功不可没。然结党营私,挟清议以干预朝柄,惑乱人心,以致国是纷纭,此则其过也。陛下临御天下,当收士人之心用于实政,而非任其空谈误国,或陷入无谓之党争。”
朱由检微微颔首,继续问道:“嗯,见解还算持平。那你与无锡东林书院那些人,或是朝中被称为‘东林君子’之辈,可有私交?是否相熟?”
这个问题更为直接,更深地触及了官员的个人交往与政治立场网络。荆本澈感到背后的目光似乎又锐利了几分。他保持着恭谨的姿态,坦然回答道:“回陛下,臣一介外官,常年辗转于地方州县,于京中交游甚少。顾、高诸公名满天下,然彼等讲学无锡、主持清议之时,臣尚在攻读举业,或于地方为微末小吏,缘悭一面,并无私谊。”
他略微停顿,继续补充道:“至于朝中诸位被称为‘东林’之大臣,臣亦多是闻其名、知其论,而少有其私。臣之志趣,在于地方刑名钱谷之实务,于朝堂清流议政之风,虽心存敬意,然自觉才疏学浅,未敢轻易附骥,亦不愿卷入门户是非之争。唯知尽忠职守,为陛下安靖地方,抚育黎民,方为臣子之本分。”
“嗯,不用这么紧张。好了说说吧,换做你是那张三谟如何行事啊?”
荆本澈心头微微一凛,知是陛下考较之语到了。他略作沉思,并未急于作答,而是先躬身一礼,方才缓声道:“陛下垂询,臣不敢妄言。若臣代张知府行事……其雷霆手段,慑服地方豪强,快则快矣,然根株未净,怨气潜结,恐非万全之策。臣愚见,当以‘抚剿并用,宽严相济’八字为纲。”
他稍顿,观察了一下皇帝的神色,继续谨慎言道:“臣或会先行文告,宣示陛下整顿卫所、清丈田亩之圣意,明令有主动首报隐田、投献者,可视情酌减追罚,予以自新之路。此谓‘导之以理,示之以宽’。”
“同时,遴选干练吏员,会同卫所中尚存正气之军官,重新核查军籍、田册。对于如陈氏这般劣迹昭彰、民愤极大又负隅顽抗者,则效法张知府,以国法严惩,绝不姑息,籍没其非法所得,以儆效尤。此谓‘慑之以威,明之以法’。”
“再者,”荆本澈语气愈发恳切,“丹徒、镇江乃至整个南直隶,卫所废弛非一日之寒,军户困苦亦非一姓之过。除却惩恶,更需扶弱。当请旨于抄没之田产中,酌情划拨部分予真正贫苦无依之军户承佃,或以其收入补充卫所饷械、抚恤孤寡,使士卒知陛下非唯峻法,实有恤下之心。如此,或可收揽人心,减损新政推行之阻。”
“最后,此事关乎国本,牵一发而动全身。臣若处其位,必时时与应天巡抚、操江御史乃至南京兵部沟通协办,而非独断专行。力求政令通达,上下相协,以免地方动荡,漕运阻滞。”
言罢,他再次深深一揖:“臣浅陋之见,无非是‘稳妥’二字。自知不及张知府果决勇毅,或失之迂缓。然臣之所思,尽在于如何既能推行陛下新政,又可保地方靖安,民生少扰。此乃臣之愚衷,伏乞陛下圣鉴。”
朱由检笑了,“呵呵,卫所中尚存正气的军官?”他重复了一遍这句话,仿佛听到了一个极大的笑话。
“荆本澈,自朕迁都这应天府,这眼皮子底下,南京京营、江淮诸卫,是什么光景,你真当朕一无所知?他们的精气神,莫说与那孙传庭在北直隶一手锤炼出的屯田精锐相比,便是同那远在辽东、苦寒之地熬出来的关宁军相较,差的又何止一星半点?那简直是隔了一条长江的天堑!”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遴选干练吏员?在这江南膏腴之地、盘根错节之所,你告诉朕,还有多少未曾被沾染、能实心任事的干吏可供遴选?朕怎么觉得,都快绝迹了呢!”
“你方才说得头头是道。那好,你现在就告诉朕,你口中那卫所里‘尚存正气’的军官,究竟是谁?姓甚名谁?现任何职?有何事迹可证明其‘正气’?你若举荐,朕即刻便可派人查核。若真有此人,朕不吝重用;若只是你纸上谈兵、虚言搪塞……”
最后的话语虽未说完,但其中的警告意味已然分明。王承恩垂手侍立,眼观鼻,鼻观心,不敢发出丝毫声响。
荆本澈被这连珠炮似的诘问和君王骤然释放的威压逼得呼吸一窒,额角几乎瞬间沁出细汗。他深知自己的回答若稍有虚浮,立刻便会落得个“欺君罔上”或“空谈误国”的口实。他迅速定下心神,并非因恐惧而退缩,反而更激起了他务实辩白的决心。
他深吸一口气,非但没有惶恐请罪,反而将腰板挺得更直了些,目光迎向皇帝的视线:“陛下明察秋毫,南直隶卫军政积弊之深,臣岂能不知?臣所言‘或有正气未泯者’,绝非虚言矫饰,更非指那些位居高位、养尊处优之将弁。此类人等多与地方豪绅盘根错节,臣亦不敢妄保。”
“臣所言,乃指那些身处卑末、犹存报国之念的基层武官。譬如,臣在丹徒任上,曾因漕运协防之事,与镇江卫一名管队千户——姓赵名信,有过数面之缘。此人行伍出身,不通文墨,然其麾下百余军士,操练未曾全然废弛,军械保养亦算整肃。去岁江上有水匪滋扰漕船,彼曾率本部出战,虽斩获不多,却未曾临阵退缩,亦未闻有惊扰沿岸民户之事。相较于周遭诸多吃空饷、役军士为奴仆、闻匪讯即闭门锁营之将领,此等行径,在当今卫所之中,已堪称‘未失本色’。”
“然,”荆本澈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沉重,“如赵信之辈,往往位卑言轻,且多受上官排挤打压,其志难申,其能难展。纵有一二正气,亦如暗室微光,难照大局。臣提及此人,非谓其可当大任,而是以此为例,禀明陛下:卫所制度虽腐,基层或仍有零星可用之材,关键在于朝廷能否建立机制,拔擢此类微末之士,绕开已然腐化的上层将弁体系,直接为其提供效忠皇命、为国出力的通道。”
“至于干练吏员,”他继续坦言,“陛下所言,南直隶吏治浸淫日久,能吏难寻,确是实情。然绝非没有。只是此类吏员,或屈沉下僚,或因不肯同流合污而遭排挤。遴选之难,在于如何甄别。臣之愚见,或可效仿古代‘观政’之法,暂不拘泥于科举资历,而是从办理具体实务中考察其才具与操守,尤其可关注那些在清丈田亩、审理案件等事中表现出公正与效率之基层吏员,即便其出身低微,亦可破格擢用。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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