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对抗（2/2）

周遇吉与曹变蛟二人，确是朱由检一手简拔于微末的心腹肱骨。其早年皆以忠勇充任东宫近卫，宿卫太子，深得帝信。后中原板荡，河南尤甚，左良玉骄横跋扈，地方诸藩亦暗怀异心。朱由检遂授二人节钺，命其提劲旅南下平乱。二人果以霹雳手段，摧垮叛军，整肃纲纪，迅速底定中原。

当孙传庭持陛下中旨，命他们即刻点兵南下时，二人毫无迟疑，立即集结麾下最为精锐的嫡系兵马——这些士卒多是跟随他们平定河南、经历过血火考验的百战老卒，军纪森严，战力卓绝。

“陛下在南方需用我等！养兵千日，正在此时！”周遇吉对部下训话时，声如洪钟。

曹变蛟按剑而立，眼中锋芒毕露：“也该让江南承平之地见识见识，何为真正能战之师！”

崇祯十三年八月，

率先抵达的是河间卫指挥使总兵周遇吉所部，其后不过半日，顺天卫指挥使总兵曹变蛟亦率军赶到。两人合兵一处，兵力恰好二万。这支军队的出现，瞬间改变了宁波乃至整个浙东的势力对比。

他们与杨嗣昌、何可纲、郑芝龙的会面，安排在宁波城外临时设立的军营帅帐之内。

杨嗣昌率何、郑二人出迎。当看到周、曹二部军容时，纵然是见多识广的杨嗣昌，眼中也不禁掠过一丝惊异与振奋。

“末将周遇吉（曹变蛟），奉陛下旨意、孙督师军令，率部前来！听候杨阁部调遣！”二人踏入帅帐，抱拳行礼。

杨嗣昌大喜过望，亲自上前扶起二人：“二位将军星夜驰援，辛苦了！陛下圣明，有此强军在此，本阁心中大定！”

何可纲与周、曹二人皆是旧识，彼此点头致意。郑芝龙则好奇地打量着这支装备奇特的军队，尤其是那些西洋火炮，饶有兴致。

杨嗣昌简要介绍了当前情势，重点便是市舶司账册被焚、旧吏阻挠调查之事。

曹变蛟闻言，当即冷哼一声：“哼！魑魅魍魉，惯用此等见不得光的手段！阁部放心，既我等已至，便容不得彼等再放肆！只需阁部一声令下，末将便率儿郎们进城，倒要看看，谁的脖子比末将的燧发枪子还硬！”

周遇吉虽稍沉稳，语气却也斩钉截铁：“请阁部示下。我军将士携足弹药，火炮亦已就位。是围是查是拿人，但凭阁部一言。陛下赐我等新式枪炮，正欲以此等国之蠹虫试刃。”

杨嗣昌看着帐外军容壮盛、装备精良的万名精锐，再回想此前市舶司纵火挑衅的嚣张气焰，心中豪气顿生。他捋须沉吟片刻：“好！既然他们选择用一把火来回应陛下与本阁，那我等便用这万条燧发枪和数十门重炮，去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传令：明日卯时，大军开拔，入宁波城！”

崇祯十三年八月中旬，杨嗣昌动手了。他首先派兵强行接管了市舶司衙门及所有码头、仓库。过程看似顺利，无人敢公开反抗。然而，当他命令原市舶司所有官吏留任协助清点、办理交接时，却遭遇了第一次软抵抗。

几乎所有的旧吏员，从提举到最低等的书办，一夜之间仿佛全都“病”了。不是“突发恶疾卧床不起”，就是“老母病危需即刻返乡”，衙门为之一空。他们企图以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让新海关陷入瘫痪，无法运转。

杨嗣昌完全不慌，他立即从随行的海关部郎官中抽调人手，同时从何可纲、周遇吉军中临时征调识文断字的军官、文书，迅速填充关键岗位。虽然业务生疏，但在军队的保障下，最基本的封存、站岗、登记工作得以进行。他以此向旧势力表明：没了你们，衙门照样转！

账册虽毁，但杨嗣昌岂是那善罢甘休之人？他下令彻底搜查所有与市舶司有来往的银号、大型商行，并传唤那些着名的海商问话。

然而，各大商号众口一词，皆称“小本经营，账目不清”，或称“与市舶司唯有正常税银往来，从无他账”。他们早已得到风声，将真实账目转移或销毁。

同时宁波当地的致仕官员、秀才举人们坐不住了。他们联名上书，或直接求见杨嗣昌，言辞恳切却暗藏玄机：“部堂明鉴，商贾乃地方元气，如此兴师动众，恐惊扰民心，阻碍商贸，于国于民无益啊！” 试图用“扰民”、“坏商”的大帽子来施压。

见杨嗣昌不为所动，那些当地地痞流氓，冲击摊位，打砸抢烧，然后散布谣言说是“北兵欺压百姓，引来报复”。企图制造混乱，抹黑杨嗣昌和新军。

那曹变蛟，周遇吉岂是好惹的？骚乱？军队直接开上街头，当场格杀数十名闹事者，将其头颅悬挂于码头示众。血腥手段瞬间平息了所有“民意”。

杨嗣昌紧随其后，站出来对士绅们表示：“本阁此行，只为惩贪廓清，绝非与良善商民为敌。凡主动配合、诚实申报者，既往不咎，且在新海关中将获优待。” 同时，他秘密接见了一些与旧市舶司有隙、或规模较小受排挤的商人，许以重利，从内部寻找突破口。

杨嗣昌在宁波以雷霆手段推行新政，其结果便是朱由检南京皇宫龙案上的奏疏，瞬间堆积得如山如海，高度猛增一丈有余。其中十之八九，皆是弹劾杨嗣昌的本章。

“纵兵扰民”、“滥杀无辜”、“苛索商贾”、“意图不轨”……种种罪名，言之凿凿，仿佛杨嗣昌非是钦差大臣，而是祸乱东南的巨寇。朱由检面对这汹涌的物议，只是冷笑一声，采取了他最惯常却也最有效的应对——一概留中不发，任凭底下吵翻天，他自岿然不动。

至于每日的朝会，朱由检早已不是孤身一人面对满朝文官的攻讦。他亲手擢升、用以推行新政的班底，此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海关部左侍郎洪承畴、右侍郎傅宗龙为首的海关系官员，加之因六部扩为八部而新设、与海关事务息息相关的外事部尚书鹿善继、左侍郎左懋第，以及那位虽不擅诡辩却总能一语中的的右侍郎茅元仪，共同组成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每日廷议，便以最能言善辩、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和终日与西洋人打交道、练就了一口犀利辩才的左懋第为先锋，与那些代表南方利益的科道言官、各部侍郎们打起了激烈的擂台。

洪承畴引经据典，条分缕析，将杨嗣昌每一项举措的不得已与必要性阐述得明明白白，将对方“扰民”的指控化解为“除弊必须用重典”；而左懋第则以其与洋人谈判时练就的咄咄逼人之势，往往抓住对方奏疏中的一两处漏洞或夸大之词，便步步紧逼，反诘得对方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老成持重的鹿善继则负责定调子，以堂官之尊强调新政乃陛下为国理财之良策；傅宗龙从旁佐证，提供各类数据细节；而茅元仪往往在关键时刻，冷不丁冒出一两句精辟却尖锐的“金句”，直指问题的核心，诸如“若依诸位大人之见，莫非坐视蠹虫掏空国库，方为仁政？”，常常噎得对方说不出话来。

而且，这朝堂上的声援之势，远不止洪承畴、傅宗龙、鹿善继、左懋第、茅元仪这几位核心干将。以被朱由检一手破格提拔入阁、掌都察院事的右都御史毛羽健为首，大批在皇帝新政和北地治理中获益或受提拔的北方官员，此刻纷纷挺身而出，坚定地站在了海关部与外事部官员的身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支持阵营。

这些来自山陕、河南、北直隶等地的官员，或许不善江南清流那般精巧繁复的辩术，但其言辞却更加直率、犀利，且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务实之风。

每当有南方言官引经据典，抨击杨嗣昌“不教而诛”、“有违仁恕之道”时，毛羽健便会冷然出声：“仁恕？若对盘踞口岸、蛀空国帑之蠹虫讲仁恕，那何人对我北地年年抵御鞑虏、饥寒交迫之边军讲仁恕？何人对中原嗷嗷待哺之饥民讲仁恕？宁波一把火烧掉的是账册，可这些年被他们贪墨掉的，却是万千将士的饷银、无数百姓的活命粮！”

这些北方官员，或基于对皇权的绝对拥护，或出于对南方官僚集团把持利益的不满，或纯粹源于地域观念，他们的加入，使得朝堂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倾斜。他们用最直白的道理和强大的声势，呛得那些习惯于以道德文章和清议博取声名的南方“清流”节节败退，难以招架。

在这批新晋实干派大臣的联合辩护与反击下，那些弹劾的声浪虽大，却在庙堂之上被有效地阻挡、化解。朱由检高坐御榻之上，看着台下洪承畴、左懋第等人与反对派引经据典、激烈交锋，心中暗自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