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卡之困，形式主义（1/2）

公园的水轩刚扫过，青石板上还带着点湿意，柳树叶上的水珠滴在石桌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周老头把手里的报纸往桌上一铺，头版的标题黑得刺眼——《基层减负：告别“打卡式”形式主义》。

“你们看看这个，”周老头的手指在标题上敲了敲，青衫的袖子扫过桌面，带起的风让水珠晃了晃，“现在的年轻人，上班要打卡，开会要打卡，连去乡下扶贫，都得在贫困户门口拍张照打卡。这卡打得比啥都勤，可实事办了多少？”

刘老头刚从社区回来，手里还攥着张登记表，上面盖着七八个红章（他往石凳上一坐，登记表“啪”地拍在桌上）：“可不是嘛！昨天社区搞消防巡查，来了三个穿制服的，在楼道里转了一圈，对着消防栓拍了张照，让我在表上签个字，就算巡查完了。我跟他们说三楼的灭火器快过期了，他们说‘知道了，回去登记’，结果今天我一看，还在那儿摆着！”

“这就叫打卡式巡查，”张老头嗤笑一声，往茶杯里续水，热水冲得茶叶直翻跟头（他退休前在厂里管过安全，最看不惯这种虚头巴脑的事），“以前我们厂里查安全，那得真刀真枪——电线有没有老化，机器有没有异响，消防通道通不通畅，一样样摸过去、记下来，晚上加班都得整改好。现在倒好，拍张照、签个名，就算完事，真出了问题，这照片能当灭火器使？”

李老头推了推眼镜，镜片上还沾着晨露（他从布包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到最近记的一页）：“我前阵子去乡下看亲戚，正赶上县里来人‘扶贫打卡’。车停在村口，干部们下来跟贫困户合了张影，问了句‘家里有啥困难’，贫困户还没说完，他们就说‘知道了，我们会反映’，然后上车就走，连贫困户家的门槛都没进。亲戚说，这拨人每月来一次，每次都这样，照片拍了一沓，家里的土坯房漏雨还是漏雨。”

“这扶贫卡打得，还不如不打，”周老头叹了口气，手指在报纸上的“打卡”两个字上划着，“贫困户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屋顶漏了帮着修，孩子上学帮着凑学费，地里的庄稼帮着找销路。不是要张跟干部的合影，挂在墙上能挡雨还是能当饭吃？”

老王今天来得晚，手里还拿着个红袖章，上面写着“文明劝导”（他昨天在小区门口值勤，劝导居民别乱扔垃圾，结果自己站了俩小时，光忙着在登记表上打勾，根本没顾上真劝导）：“我们社区搞‘打卡式劝导’，每天早上八点到十点，戴着红袖章站在门口，到点在表上打个勾就算完成任务。其实谁真管啊？居民扔垃圾照样扔，我们就站着看，反正卡打上了，任务就完成了。”

“还有打卡式会议，”刘老头磕了磕烟袋锅子，烟灰落在报纸上，他用手指捻掉，“我儿子在单位，天天开不完的会，会前发个通知‘请准时参会打卡’，会上领导念稿子，底下人低头玩手机，散会时在签到表上签个名，就算‘参会学习’了。他说，有时候一天开三个会，啥正事都没干，光打卡了。”

张老头拍了下石桌，茶杯盖都震得跳起来（他想起自己当年开车间会，厂长拿着个小本子，谁提的意见、谁的任务没完成，记得清清楚楚，散会就得落实，“现在的会啊，开得比戏还热闹，锣鼓喧天的，散了场啥都没留下。就像这茶杯，看着满满一杯，其实底下全是泡沫，喝一口啥味没有。”）

“庆典也一样，”李老头接话，他去年去参加一个学校的校庆，说是“百年庆典”，其实建校才八十年（他从布包里掏出张照片，是庆典上的合影，前排坐着一排领导，后排站着学生，个个脸上带着标准的笑），“说是庆典，其实就是搭个台子，请些领导剪个彩，拍张合影，就算‘圆满落幕’。学生们练了半个月的方阵，就为了在镜头前走三分钟，走完了该上课上课，该考试考试，庆典除了留下一堆照片，啥意义没有。”

周老头望着潭里的水，水面上飘着片枯叶，被风吹得打转转，却没往前走半步（“这些打卡式的事，就像这片叶子，看着在动，其实没挪地方。耗了时间，费了力气，最后啥也没改变。就说那打卡式调研吧，领导下去调研，先让下面的人把路线踩好、把发言稿写好，到了地方走一圈、听几句、拍几张，回来写个报告，就算‘深入基层’了。可基层真正的问题，藏在那些没踩过的路上、没写进发言稿里，他们看得见吗？”）

“还有打卡式见面会，”老王忽然说，他女儿在医院当护士，说医院总搞“医患见面会”（他学着女儿的语气，皱着眉模仿），“说是让医生护士跟患者聊聊，其实就是摆个桌子，挂个横幅，患者来了签个到，医生说几句‘请相信我们’，就算‘沟通完毕’。真有怨气的患者不敢说，敢说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小事，这见面会开得，还不如医生多在病房待十分钟实在。”

水轩里静了下来，只有风吹柳梢的“沙沙”声，像在替这些“打卡式”的事叹气。周老头把报纸折起来，标题上的“形式主义”四个字被折在里面，却像根刺，扎得人心里不舒服（“你们说，这些打卡式的事，到底图啥？”）

刘老头往烟袋锅里装烟，手有点抖（“图个‘做过了’。巡查过了、扶贫过了、开会过了、庆典过了……至于做得好不好、有没有用，没人管。就像我小时候完不成作业，在本子上瞎画个勾，告诉老师‘我做了’，其实啥也没写。”）

“图个‘看得见’，”张老头接话，他望着远处的办公楼，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着光，“现在的人啊，就信‘看得见的东西’——照片能看见，签到表能看见，报告上的字能看见。至于那些看不见的，比如贫困户心里的愁、车间里没解决的隐患、患者没说出口的委屈，没人在意。因为这些看不见的，没法打卡，没法摆在台面上说‘我做了’。”

李老头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沉了沉（“我当校医时，见过老师搞‘打卡式家访’，到学生家坐五分钟，拍张照，就算‘了解学情’了。可真正的学情，在学生晚上写作业的灯光里，在家长叹气的皱纹里，在孩子不敢抬头的眼神里，这些哪是五分钟、一张照能看见的？”）

老王想起自己值勤时，有个老太太拎着垃圾袋，犹豫着要不要扔进分类箱（他当时正忙着在表上打勾，头也没抬地说“扔对了就行”，其实老太太根本分不清啥是可回收、啥是厨余）：“我要是多跟她说两句，告诉她哪是绿桶、哪是蓝桶，可能比打十个勾都管用。可当时就想着‘赶紧打完卡，回家吃饭’，把正事给忘了。”

“这就是问题的根儿，”周老头把折好的报纸往布包里一塞，“打卡成了目的，忘了为啥要做这件事。巡查是为了排除隐患，不是为了拍张照；扶贫是为了让贫困户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合张影；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签个名。就像人吃饭是为了活着，要是为了打卡‘我吃过了’，哪怕天天喝凉水，只要打了卡，也觉得‘完成任务’了，这不是本末倒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