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京察风暴与内外交煎（1/2）

万历三十九年的朝堂，尚未从去年科考带来的微妙变化中喘息，便迎来了更为猛烈的政治风暴——辛亥京察。这场由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旨在考核京官、决定升黜的常规行政程序，在明末党争的发酵下，彻底演变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清洗。

孙丕扬素以“严明”着称，其背后亦有东林势力的推动与影响。在京察大计中，大量被标记为齐党、楚党、浙党以及与东林党不睦的官员遭到贬谪、罢黜，其中不乏一些具备实务能力但派系色彩鲜明的官员。朝野为之震动，被处分者及其支持者怨声载道。尽管朝廷明令禁止被察官员上疏自辩，但一种新的斗争方式出现了——编书申辩。反对者们迅速编刻了《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等书籍，详细记录京察过程，指斥孙丕扬及东林党“挟私报复”、“考察不公”，将这些书籍在官员和士绅间私下流传，舆论哗然。

这场京察极大地激化了东林党与其他政治派系的矛盾，使得朝堂之上的合作氛围荡然无存，任何政策的推行都难免被打上党争的烙印。沈惊鸿和他所代表的“技术务实派”虽未直接卷入这场政治漩涡的中心，但也深切感受到了其带来的寒意。一些原本在军工、财政等领域与他有合作、但属于被清洗派系的官员去职，导致项目推进阻力增大，协调沟通变得异常困难。沈惊鸿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将精力集中于技术本身，避免在公开场合对京察发表任何看法，以免引火烧身。

几乎与京察同时，另一场政治风波——李三才入阁争议也达到了高潮。凤阳巡抚李三才因其反对矿税的强硬立场和卓着的政声，被东林党人力推入阁。然而，他的刚直也树敌众多，御史徐兆魁等人弹劾他“阴持计典”、“结党营私”，引发朝堂激烈争论。尽管东林领袖顾宪成等人极力为其辩护，但最终李三才还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自请去职。此事再次暴露了万历皇帝怠政下，中枢权力的真空与失控，以及党争对人才擢用的致命影响。

北疆新策与建州困局

在纷乱的朝局之外，北疆的形势却因沈惊鸿带来的改变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蓟辽总督王象乾，在获得了更多由“精密制造局”生产的新式火器和得到了初步职业化训练的部分边军后，底气大增，逐渐改变了以往过于依赖“抚赏”来羁縻蒙古各部的策略。他采取更为积极的防御姿态，加强哨探，精研战法，并利用火器射程优势，对敢于犯边的部落进行更具威慑力的打击。同时，他也并未完全放弃“抚”的手段，但将赏赐与各部表现严格挂钩，恩威并施，使得边境局势反而比以往更加稳定。

而曾经在辽东掀起巨浪的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死后，内部权力争夺加剧，加之失去了早期掠夺明朝边境以壮大自身的机遇，以及面对明军逐渐更新的装备和战法，其发展势头受到了严重遏制，陷入了相对衰弱和分裂的时期。虽然仍是潜在的威胁，但短期内已无力发动大规模攻势。这为沈惊鸿推行内部改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天灾频仍与格物济世

然而，帝国的根基却在接连不断的天灾中继续动摇。八月，河南大水之后，又遭蝗灾，飞蝗蔽野，禾稼尽毁，灾民流离失所。九月，山西平遥一带发生六级地震，屋舍倾颓，伤亡惨重。

消息传至京师，户部束手，朝堂之上依旧充斥着党争的喧嚣，对于具体救灾事宜却争论不休，效率低下。沈惊鸿再也无法坐视，他联合徐光启，避开党争锋芒，直接向太子朱常洛上《赈灾弭祸急务疏》，提出一系列基于“格物”理念和实证经验的救灾方案：

1. 应对蝗灾： 一方面，建议地方政府组织民众，利用夜间火光诱捕、开挖深沟掩埋等土法扑杀；另一方面，他根据对生态的粗浅理解，建议在蝗虫滋生的滩涂区域尝试组织放养鸭群（生物防治雏形），并焚烧虫卵密集地区的植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