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2章 庞统（2/2）

此后，刘备率军前往葭萌关（今四川广元），表面上防备汉中张鲁，实则暗中积蓄力量，拉拢益州士族。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进攻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援，刘备以此为借口，向刘璋请求“增兵万人、粮草万斛”，刘璋仅同意“增兵四千、粮草五千斛”。

刘备以此为契机，公开指责刘璋“薄情寡义”，正式与刘璋决裂。此时，庞统向刘备献上了着名的“取蜀三策”：

上策：“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大军卒至，一举便定，此上计也。”——暗中挑选精锐部队，昼夜兼程突袭成都，刘璋无防备，可一举攻克益州核心。

中策：“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仗强兵，据守关头，闻数有笺谏璋，使发遣将军还荆州。

将军未至，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并使装束，外作归形；此二子既服将军英名，又喜将军之去，计必乘轻骑来见，将军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

——杨怀、高沛是刘璋麾下镇守关头（葭萌关）的名将，曾多次劝谏刘璋让刘备返回荆州。可谎称荆州有急，要率军返回，引诱杨、高二人轻骑来送，将其斩杀，夺取其兵权，再进军成都。

下策：“退还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若不采纳上、中策，便退回白帝城（今重庆奉节），与荆州联合，再慢慢谋划夺取益州。

庞统的“三策”，逻辑严密，风险与收益层层递减：上策风险最高（突袭成都若失败，无退路），但收益最大（快速取蜀）；中策风险适中（斩杀杨、高需周密计划），收益稳定（夺取兵权后稳步推进）；下策风险最低，但会错失良机（刘璋会加强防备，曹操、孙权也可能介入）。

刘备经过权衡，认为“上策太急，下策太缓”，最终选择了“中策”——这一选择，既体现了刘备“稳中求进”的性格，也印证了庞统“精准把握主公心理”的智谋。

此后，刘备依庞统之计行事，果然引诱杨怀、高沛前来，将二人斩杀，夺取其部曲（私人武装），随后率军南下，一路攻克涪城、绵竹（今四川德阳），兵锋直指成都。

在夺取涪城后，刘备设宴庆祝，饮酒作乐，对庞统说：“今日之会，可谓乐矣。”庞统却直言劝谏：“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三国志》语）——即攻打别人的国家却以此为乐，不是仁义之师该有的行为。

刘备此时已被胜利冲昏头脑，怒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

庞统起身离席，刘备随后又后悔，派人将其请回。庞统回到座位后，“饮食自若”，既不道歉，也不辩解。刘备问：“向者之论，阿谁为失？”

庞统回答：“君臣俱失。”（《三国志》语）——即你我都有过错（你不该以伐国为乐，我不该在宴会中直言顶撞）。刘备听后大笑，宴会气氛恢复如初。

这段“涪城论乐”的记载，堪称庞统性格与智谋的缩影：他既坚守“仁义”的政治底线（反对以伐国为乐），又懂得“灵活变通”的处世之道（不固执己见，给主公台阶下）；既敢于“犯颜直谏”，又善于“化解矛盾”。

相比诸葛亮“事必躬亲、严于律己”的风格，庞统的“刚柔并济”更适合在乱世中处理复杂的政治关系，也正因如此，刘备在入蜀期间对庞统的依赖程度甚至超过了诸葛亮。

四、雒城陨落：“凤雏”之死的历史迷雾与时代影响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刘备率军包围雒城（今四川广汉）。雒城是成都的最后一道屏障，刘璋派遣其子刘循率军坚守，城内粮草充足，兵力雄厚，刘备久攻不下，战事陷入胶着。

就在这场决定益州归属的关键战役中，庞统却意外阵亡，年仅三十六岁。

关于庞统之死的具体细节，史料记载存在差异，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三国志·蜀书·庞统传》的正文：“进围雒县，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时年三十六。”

这一记载简洁明了，明确指出庞统是在亲自率领士兵攻城时，被城上守军射出的流矢击中而死。

从当时的战场环境来看，这一说法具备合理性——雒城久攻不下，刘备军士气渐显疲惫，作为军师中郎将，庞统若想提振军心，亲自到前线督战甚至率军冲锋，符合其“务实敢为”的行事风格。

据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记载，刘备在涪城与刘璋决裂后，庞统曾多次“亲履锋刃，督率将士”，可见其并非躲在后方谋划的谋士，而是习惯亲临前线协调作战的统帅型人才。

因此，在雒城攻坚战的关键阶段，他亲率部众攻城，不幸被流矢击中，当属战场意外，也是乱世中谋士“以身犯险”的必然风险。

第二种说法则来自裴松之注引的《三国演义》雏形史料《九州春秋》，其记载更为详细：“先主军益强，分遣诸将平下属县，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阳，惟先主留镇雒城，庞统为流矢所中，卒。”

此处虽未明确庞统是否“率众攻城”，但结合上下文可知，此时刘备已分兵多路，诸葛亮、张飞等人正从荆州溯江而上支援益州，而刘备与庞统则留守雒城前线，承担着最艰巨的攻城任务。

庞统作为前线最高参谋，需频繁往返于各营之间调度兵力、制定攻城策略，其活动范围必然处于敌军箭雨覆盖的危险区域。另据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雒城东北有“落凤坡”，相传为庞统中箭之地，此地“两山夹峙，一径中通”，是攻城军队必经的狭窄通道，守军若在此处设伏射箭，极易造成进攻方将领伤亡。

虽“落凤坡”之名可能为后世附会，但该地形特征也印证了庞统在前线活动时面临的高风险，其被流矢击中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

值得注意的是，两种史料记载的核心一致——庞统死于“流矢”，差异仅在于是否“统率众攻城”，而这一差异恰恰反映了历史记载的客观局限：战场局势混乱，不同观察者的视角不同，导致细节记录存在偏差，但“阵亡于雒城攻坚战”这一核心事实并无争议。

此外，关于庞统之死的时间，史料也有细微差异：《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进围雒城，时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而庞统阵亡于围城期间，结合《资治通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夏，雒城溃”的记载推断，庞统实际阵亡时间应为建安十九年年初（约公元214年1-2月）。

《三国志·庞统传》“建安十八年卒”的记载或为史官纪年误差，但其“三十六岁”的年龄记载则较为统一，可确定其生于公元179年左右，与诸葛亮（生于公元181年）年龄相近，二人本可成为刘备集团“双璧辉映”的智囊核心，却因庞统早逝而未能实现。

庞统之死对刘备集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1. 战略层面：打乱刘备“荆益双守”的部署，加速诸葛亮入蜀

刘备最初入蜀时，制定的战略是“诸葛亮守荆州，庞统辅自己取益州”，待益州平定后，再以荆州为“东出之基”、益州为“后方粮仓”，实现《隆中对》“跨有荆益，保其岩阻”的规划。

但庞统死后，刘备在益州前线失去了核心参谋，攻城战事进展缓慢，不得不紧急调遣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人从荆州率军入蜀支援——这一调动直接导致荆州兵力空虚，仅留关羽一人镇守。

关羽虽勇冠三军，但缺乏政治谋略与外交手腕，其后来“威震华夏”却最终“败走麦城”，荆州易主，根源之一便是庞统早逝引发的“荆州兵力抽调”。

若庞统不死，诸葛亮可继续镇守荆州，与关羽形成“文武配合”，荆州局势大概率不会失控，刘备集团“跨有荆益”的战略根基也不会动摇。

2. 人才层面：刘备集团失去“平衡荆州与益州士族”的关键人物

庞统出身荆州寒门士族，且在荆州士林中声望极高（“南州士之冠冕”），同时他又熟悉益州局势（入蜀后曾多次与益州士族接触），是刘备集团中少数能同时获得“荆州旧部”与“益州新附士族”信任的人物。

据《三国志·蜀书·董和传》记载，庞统曾向刘备推荐益州名士董和、黄权、李严等人，主张“尽用益州贤才，以安民心”，其理念与诸葛亮“依法治国，不分亲疏”的风格形成互补——庞统更擅长以“人情世故”拉拢士族，诸葛亮更擅长以“制度规范”治理国家。

庞统若在，可协助刘备平衡“荆州派”（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与“益州派”（李严、黄权、谯周等）的利益矛盾，减少益州士族的抵触情绪。而庞统死后，诸葛亮虽也重视益州人才，但因其“执法过严”，难免与益州士族产生隔阂，这也为后来蜀汉“内部矛盾激化”（如李严被废、谯周主降）埋下伏笔。

3. 情感层面：刘备失去“可直言劝谏”的亲信，决策渐失制衡

刘备对庞统的信任，不仅在于其智谋，更在于庞统敢于“犯颜直谏”，且能以灵活方式让刘备接受建议（如“涪城论乐”中“君臣俱失”的回应）。

诸葛亮虽也劝谏刘备，但多以“道德大义”或“战略全局”为切入点，语气较为委婉；而庞统则更直接，能点破刘备的“虚伪”与“犹豫”（如劝说刘备取益州时“逆取顺守”的论述）。

庞统死后，刘备身边再无敢如此直言的谋士，其决策逐渐失去制衡——最典型的便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不顾诸葛亮、赵云等人的反对，执意发动“夷陵之战”，最终惨败，蜀汉国力大损。

若庞统在，必然会以“务实角度”分析夷陵之战的风险，或许能阻止刘备的这一错误决策。

庞统死后，刘备极为悲痛，据《三国志·庞统传》记载，刘备“言则流涕”，即一提到庞统就流泪，并追赠庞统为“关内侯”，谥号“靖侯”——“靖”字在古代谥号中意为“柔德安众”，既肯定了庞统“安抚士族、稳定军心”的功绩，也暗含对其“温和务实”风格的怀念。

此外，刘备还将庞统的父亲提拔为“议郎”，后又升任“谏议大夫”，以表达对庞统家族的补偿与尊重。

庞统的一生，虽短暂却极具传奇色彩：他出身寒门，凭借司马徽的品评崭露头角；他历经“择主之惑”，从周瑜幕僚到刘备麾下，终获信任；

他在入蜀之战中展现出卓越的谋略，为刘备夺取益州奠定基础；却在胜利前夕不幸阵亡，留下无尽遗憾。他的命运，既是个人才华与时代机遇碰撞的结果，也是汉末乱世“谋士难善终”的缩影——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的年代，即便是“凤雏”这样的顶级智囊，也难以摆脱战场意外的威胁。

后世对庞统的评价极高，陈寿在《三国志》中将庞统与诸葛亮并列，称其“雅好人流，经学思谋，于时荆、楚谓之高俊”；裴松之在注引中也认为，若庞统不死，“则诸葛不宜出蜀，将为二分天下之计”，即蜀汉可能形成“诸葛亮守荆州、庞统辅刘备治益州”的二分格局，历史或许会改写。

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更是以“落凤坡”的悲剧情节，将庞统的形象塑造得更为悲壮，使其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形成对比，共同构成了蜀汉“悲情英雄”的文化符号。

时至今日，庞统的故事仍在流传，他的智谋、他的务实、他的悲壮，不仅是汉末三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后世评价“谋士价值”的重要标杆——真正的智囊，不仅要能“运筹帷幄”，更要敢“以身犯险”；不仅要懂“战略谋划”，更要懂“人情世故”。

庞统虽未见证蜀汉的建立，但其功绩与精神，早已融入三国文化的血脉，成为“乱世奇才”的经典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