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0章 孤城坚守之罗宪（1/2）

罗宪：汉末三国的“西陲柱石”，在王朝崩解中坚守的孤臣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东汉王朝的丧钟在洛阳城的宫阙间回荡。这一年，魏王曹丕迫使汉献帝禅位，改元黄初，国号“魏”；远在成都的刘备虽仍以“汉”为号，却已无力逆转天下三分的定局。

就在这新旧王朝交替的乱世中，一位将在四十余年后撑起蜀汉西陲防线的人物——罗宪，于荆州襄阳出生。他的一生，恰与三国时代的尾声紧密交织：从蜀汉的寒门士子，到永安城的守将，再到西晋的藩屏之臣，他以坚守诠释忠诚，以谋略抵御强敌，在历史的夹缝中书写了一段“孤城拒吴”的传奇。

一、荆州士族之后：乱世中的成长与入蜀

罗宪的家族背景，暗藏着汉末荆州士族的迁徙轨迹。其祖父罗蒙，在东汉末年曾任荆州江夏太守，是荆州本土的士族代表之一。

东汉荆州辖境广阔，北据汉沔，南达岭南，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士族聚居的文化重镇。罗蒙能任江夏太守，可见罗氏在荆州士族圈层中拥有一定的声望与实力——江夏郡地处荆州东部，毗邻东吴，是防御江东的前线，非信任且有能力者不能任之。

不过，罗宪出生时，荆州早已不是东汉末年的“安稳之地”。自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荆州被曹操、刘备、孙权三家瓜分：曹操占据南阳郡，刘备据有南郡、零陵、武陵等郡，孙权则掌控江夏、长沙、桂阳等郡。

此后十余年间，孙刘两家围绕荆州归属反复争夺，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遣吕蒙袭取荆州，杀关羽，刘备势力彻底退出荆州——这一年，恰是罗宪出生的前一年。

荆州的易主，迫使罗氏家族不得不重新选择归宿。作为原荆州士族，罗宪一家既不愿归附东吴（毕竟孙权是以“偷袭”方式夺取荆州，且与蜀汉结仇），也无力北上投奔曹魏（南阳郡虽属曹魏，但与江夏郡相隔甚远，且路途被东吴势力阻断）。

最终，在刘备章武元年（公元221年）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后，罗氏家族选择西迁入蜀，依附蜀汉——此时的罗宪，尚是襁褓中的婴儿。

入蜀后的罗氏家族，虽仍保有士族身份，却已失去了在荆州时的根基，沦为“外来士族”，地位远不及益州本土的“东州士”（刘焉、刘璋父子入蜀时带来的北方士族）与“益州士”（本土豪强）。这种“边缘身份”，反而让罗宪从小养成了沉稳、内敛的性格，也让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学业中。

蜀汉政权虽偏安一隅，却继承了东汉的文化传统，重视儒学教育。罗宪年少时，便拜入蜀汉大儒谯周门下。

谯周是益州巴西郡人，精通经学、史学，曾着《古史考》《仇国论》等书，既是蜀汉的学术领袖，也是后来劝刘禅降魏的关键人物。在谯周的门下，罗宪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与治国方略，尤其在《尚书》《左传》等与“治乱兴衰”相关的典籍上造诣颇深——这为他后来在永安城“以儒治军”、坚守孤城奠定了思想基础。

史载罗宪“为人方亮严整，待士无倦，轻财好施”，这种品格在蜀汉后期的官场中尤为难得。蜀汉建兴年间（公元223-237年），罗宪成年后步入仕途，初任太子舍人——这一职位虽品级不高，却是侍奉太子刘禅的近臣，可见蜀汉朝廷对他的认可。

不过，此时的蜀汉，朝政已逐渐被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荆州派”大臣掌控，罗宪作为“外来士族”的后辈，升迁速度缓慢，直到延熙年间（公元238-257年），才升任广汉太守（广汉郡属益州，治所在今四川广汉）。

在广汉太守任上，罗宪展现出了卓越的治理能力。他轻徭薄赋，安抚流民，尤其重视地方教育，修复了因战乱废弃的学宫，让儒学在地方得以传播。

当时的益州，因诸葛亮多次北伐，民生凋敝，广汉郡在罗宪的治理下却“境内安辑，百姓称之”，这为他赢得了“能吏”的声誉。不过，真正让罗宪从“地方官”转变为“军事将领”的，是蜀汉景耀年间（公元258-263年）的政局变动——此时，宦官黄皓专权，蜀汉内部矛盾激化，罗宪因不愿依附黄皓，被排挤出朝廷，调任永安都督府长史。

二、永安守将：蜀汉最后的“东大门”

永安，原名白帝城，位于益州东部，地处长江上游，扼守瞿塘峡口，是蜀汉抵御东吴的“东大门”。

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刘备在夷陵之战中大败于东吴陆逊，退至白帝城，改白帝城为永安宫，并设永安都督府，以李严为第一任永安都督——自此，永安便成为蜀汉东部的军事重镇，常年驻军万人以上。

罗宪调任永安都督府长史时，时任永安都督是阎宇。阎宇是蜀汉后期的将领，虽有一定军事能力，却因依附黄皓而得以升迁，口碑不佳。

罗宪作为长史，相当于永安都督府的“首席幕僚”，负责处理军政文书、协调将领关系、管理后勤补给——这一职位，让罗宪得以全面熟悉永安的防务体系。

在永安的数年里，罗宪做了三件关键之事，为后来的“孤城拒吴”埋下伏笔：

第一，整顿军纪。当时永安驻军因长期无战事，军纪涣散，部分将领甚至克扣军粮、欺压百姓。

罗宪向阎宇进言，要求严惩违纪将领，并重新制定《永安驻军章程》，明确“将士不得扰民、不得私吞军粮”，同时加强士兵的日常训练，尤其重视水战与城防训练——永安地处长江边，东吴军队擅长水战，罗宪的这一举措，恰好针对性地弥补了蜀汉军队的短板。

第二，加固城防。永安城原本是依托白帝城的天然险峻修建，但历经数十年风雨，部分城墙已破损。

罗宪建议阎宇重修城墙，并在城外增设三道防御工事：一是在长江岸边修建“江防堤”，防止东吴水军直接靠岸；二是在城东北的马鞍山修建“了望台”，可监测数十里范围内的敌军动向；三是在城内挖掘“蓄水池”，储存足够的饮用水，以防敌军长期围困。

第三，安抚民心。永安城的百姓多是从荆州、益州其他地区迁徙而来的流民，对蜀汉政权的归属感不强。

罗宪亲自走访百姓，了解他们的疾苦，不仅减免了部分赋税，还组织流民开垦城外的荒地，让百姓“有田可种、有饭可吃”。同时，他还在城内设立“义仓”，储存粮食，以备荒年——这些举措，让永安百姓对罗宪产生了深厚的信任，也为后来的坚守赢得了民心。

就在罗宪有条不紊地巩固永安防务时，蜀汉的命运已走到了尽头。

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八月，曹魏权臣司马昭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三路大军伐蜀：钟会率主力十余万人从汉中进攻，邓艾率三万余人从阴平道偷渡，诸葛绪率三万余人阻断姜维的退路。

同年十一月，邓艾率军偷渡阴平，攻克江油、绵竹，斩杀蜀汉大将诸葛瞻，兵锋直指成都。蜀汉后主刘禅在谯周等大臣的劝说下，决定降魏，派遣使者向邓艾献上降表——至此，立国四十三年的蜀汉政权宣告灭亡。

消息传到永安时，永安都督阎宇正奉命率军西援成都（刘禅降魏前曾下诏令阎宇入援），永安城内仅剩下数千守军，且群龙无首，士兵们人心惶惶，甚至有将领提议“弃城逃走”。

就在这危急关头，罗宪挺身而出，召集全体将士，发表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讲话：“今主上降魏，国已不国，然永安乃蜀汉东藩，若弃城而去，东吴必乘虚而入，百姓将遭涂炭。吾等受国恩多年，当以死坚守，待魏师至，再作区处——此乃忠臣之义也！”

将士们被罗宪的忠诚所打动，纷纷表示“愿随将军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