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诸葛亮治蜀（1/2）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诸葛亮治蜀与建兴年间的气象革新

汉祚倾颓的三国乱世，总有一些人物如星河砥柱，以一己之力撑持起一方天地的气运。蜀汉建兴年间的诸葛亮，便是这样一位“补天者”。

从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时的“群星璀璨、兵甲殷盛”，到章武三年（223）的“栋梁摧折、国步维艰”，短短四年，曾经朝气蓬勃的蜀汉政权从巅峰骤然跌落谷底——关羽殒命荆州，张飞遇刺帐中，黄忠、法正、马良相继凋零，夷陵一役荆州兵团全军覆没，先主刘备含恨崩于白帝城。

九州鼎沸如汤，山河尺土无凭，危局之下，正是诸葛丞相以“五边形战士”的全能之姿（唯缺武力值），执掌起蜀汉这艘飘摇的航船，在建兴元年（223）五月开启了一段“扶衰起弊”的治世传奇。

面对人才凋敝、兵甲空匮、叛乱四起的残局，诸葛亮为蜀汉量身定制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八字总纲。

这八个字，看似轻浅，实则藏着拨乱反正的大智慧——唯有先让土地复苏、百姓安业，才能为这个濒于瘫痪的政权注入重生的底气。

而他践行此道的每一步，都浸透着“事必躬亲”的赤诚与“以身作则”的担当。

一、利在千秋：农桑盐铁的民生擘画

建兴初年的蜀地，百废待兴如荒塬盼雨。诸葛亮深知，“仓廪实而知礼节”，要让百姓安居、国家富强，必先从滋养万物的土地与民生根基入手。

在农业领域，他推行“屯田与水利并行”的双轨之策，如春雨润田般唤醒蜀地的生机。

汉军特设“司金中郎将”，专司耕战器械的锻造，让农具更利农事、兵器更坚战事；

北伐期间，他又在汉中开辟屯田，让军粮“取之于地、用之于战”，解了长久征战的粮草之虞。而对蜀地农业至关重要的都江堰，诸葛亮更是倾注了非凡心力——他派遣一千二百名兵士常驻堰畔，专职维护水利，更在此间设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都江堰官方管护机构。

汩汩岷江水经此疏导，浸润着成都平原的千顷良田，不仅撑起了蜀汉的“粮袋子”，这套“专人管护、依规修缮”的制度，更如一颗明珠，在后世千百年的治水史上熠熠生辉。

若说农业是蜀汉的“生命线”，那么蜀锦便是撑起国库的“黄金丝”。诸葛亮曾言：“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他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蜀锦独步天下的经济价值——于是，成都平原上建起了规模宏大的织锦官营作坊，万千织工以丝线为笔，在锦缎上织出蜀汉的繁华。彼时的成都，机杼声昼夜不绝，蜀锦经丝绸之路远销魏吴、乃至西域，为蜀汉换来了源源不断的军资与物资。

也正因这遍地锦绣，成都才有了“锦官城”“锦城”的雅称，这份因织锦而生的荣光，至今仍在天府之国的记忆里流淌。

而巴蜀大地上另一份“天赐之宝”——火井，更在诸葛亮手中绽放出别样光彩。所谓“火井”，实则是深埋地下的石油天然气，西汉扬雄《蜀都赋》中“火井龙湫”的记载，早已为这片土地埋下了能源的伏笔。

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曾细致描摹过火井煮盐的奇景：“夜时光映山昭，投火辄雷鸣，火焰通耀数十里，取井火煮水，一觥得五短盐。”

这般神奇的资源，自然成了诸葛亮恢复盐政的关键。

夷陵战后，蜀地盐井多为豪强把控，诸葛亮便力推“盐铁官营”，将失控的盐井尽数收归朝廷。

临邛县的火井，曾因年久火势渐微，诸葛亮亲往勘察，一番整治后“火转盛热”，当地百姓以盆覆井、引火煮盐，盐产量大增。

南朝《异苑》中“诸葛亮一瞰而更盛”的记载，虽略带传奇色彩，却也印证了他对盐政的用心——西晋李兴在《祭诸葛丞相文》中赞其“千井齐甃，又何秘要”。

或许，诸葛亮真的在煮盐之法上有过精妙革新，只是那些智慧未能留诸史料，仅在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东汉煮盐画像砖上，留下了蜀地盐工繁忙劳作的剪影，供后人遥想当年的盛景。

即便是偏远的定笮县（今四川凉山州西部），诸葛亮也未忽视其盐铁之利。

此地“旧出盐铁及漆”，却因地处边陲，长期被夷帅掌控。待张嶷任越巂郡太守时，诸葛亮授其“恩威并施”之策——既以仁德收服民心，又以武力震慑豪强，终将盐、铁、漆等战略物资收归中央，更修栈道、通运输，让这些来自西南边陲的物资，经成都源源不断送往前线，成了北伐大军背后一股沉默却坚实的支撑。

二、清风满朝：廉政与法治的双重铸魂

经济的复苏如大厦之基，而廉政与法治，则是撑起大厦的梁柱。诸葛亮深知，若官吏贪腐、律法松弛，再殷实的家底也会被蛀空，再清明的政策也会沦为空谈。

于是，他以自身为镜，为蜀汉打磨出一面“廉洁奉公”的明镜，又以律法为尺，为这个政权划定了“赏罚分明”的准绳。

中国历史上，丞相自报家产者，诸葛亮当属第一人。北伐期间，他在前线给后主刘禅上《自表后主》，字字恳切如肺腑之言：

“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臣身在外，别无调度，随时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也。”

八百株桑树，十五顷薄田——这便是蜀汉丞相的全部家产。

要知东汉末年，普通士族尚可坐拥数百亩良田，地方豪强更是“田连阡陌、膏腴万顷”，而诸葛亮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执政者，家产竟只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对比同期的曹操——身为汉相却“挟天子以令诸侯”，封魏公时获十郡封地，进魏王时“设天子旌旗、驾六马”，其私产之丰，远非诸葛亮可比。

更难得的是，《三国志》载其“及卒，如其所言”——直到诸葛亮病逝五丈原，他的家产仍与表中所报分毫不差，这份“言出必行、终生清廉”的坚守，远比任何豪言壮语更有力量。

临终前，他更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没有宏大的陵墓，没有珍贵的陪葬，唯有一抔黄土、一身素衣，却为蜀汉官员树立了“俭以养德”的最高典范。

在诸葛亮的影响下，蜀汉朝堂刮起了一股清廉之风。后主刘禅曾想征选民间美女充实后宫，时任侍中的董允当即劝谏：“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

硬是让刘禅打消了念头；受诸葛亮栽培的费祎，后来官至大将军，却“家无私财，子弟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

费祎之后的姜维，身为全军统帅，依旧“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

从丞相到将帅，从朝堂到地方，蜀汉的廉洁风气如清风拂过，成了三国乱世中一抹难得的亮色。

廉政之外，法治是诸葛亮治蜀的另一柄“利剑”。

早在刘备入主成都时，他便牵头召集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重臣，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根本律法《蜀科》；

建兴年间，他又细化出《法检》《科令》《军令》等规章，虽如今原文已佚，但其“从严治蜀、依法行事”的精神，却载于史册。

诸葛亮的“严”，绝非滥施刑罚，而是“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的公平。彼时，刘焉、刘璋父子治蜀时奉行“宽政”，每年大赦天下，看似仁慈，实则是对豪强兼并土地、欺压百姓的纵容——益州的雍闿之流，皆因“宽政”而专权自恣，甚至兴兵作乱。

有人劝诸葛亮效仿前人“多施大赦”，他却坚定回应：“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治乱之道不及赦’。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在他眼中，真正的“德政”，不是以大赦纵容罪恶，而是以律法守护公平——“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

无论是亲贵还是庶民，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这般“开诚布公、一视同仁”的法治精神，让蜀汉在乱世中拥有了难得的秩序与民心。

蜀汉灭亡后，西晋武帝司马炎曾问旧臣樊建：“诸葛亮治蜀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