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3章 暗流涌动的益州：张松、法正与刘备入蜀的历史棋局（一）（1/2）

本来开始要写诸葛亮平定南中叛乱以及北伐的战役，但是我忘了还有很多要写，为了不在与时间线越离越远。下面我将介绍刘备入蜀以及汉中之战，以及张飞、关羽、赵云、马超四将的点评。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写下的这段文字，不仅是对东汉末年益州地缘价值与政治格局的精准概括，更埋下了此后刘备集团入主蜀地的历史伏笔。

建安十三年（208），当诸葛亮在隆中的茅庐里为刘备擘画“三分天下”的战略蓝图时，益州这片被群山环绕的富庶之地，便已注定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关键舞台。

而张松与法正这两位身处刘璋阵营的“异类”，则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成为了撬动益州命运的重要支点。

一、隆中定策：益州为何成为刘备的“必争之地”

建安十三年的东汉末年，天下早已不是汉家一统的模样。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又陆续平定北方群雄，此时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成为中原大地无可争议的霸主；

孙权凭借父兄两代人的经营，“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凭借长江天险与江东士族的支持，在东南一隅站稳了脚跟。在诸葛亮看来，这两大势力“诚不可与争锋”“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刘备若想成就霸业，必须另寻出路。

这条出路，便是兼并荆州与益州——两位“同宗”的地盘。荆州牧刘表“外宽内忌，好谋无决”，虽占据“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的战略要地，却“其主不能守”，早已是各方觊觎的对象；

而益州牧刘璋，更是被诸葛亮直接定义为“暗弱”之主，虽坐拥天府之国，却缺乏雄才大略，难以在乱世中保全基业。赤壁之战的胜利，让刘备终于摆脱了“无立锥之地”的困境，顺利掌控荆州南部四郡，此时，向西夺取益州，便成为实现“隆中对”战略的必然一步。

益州的价值，远不止“沃野千里”那么简单。从地理上看，益州以成都平原为核心，东有巫山、南有云贵高原、西有青藏高原、北有秦岭与大巴山，形成了天然的“四塞之国”，易守难攻。

秦末时期，刘邦正是以益州为根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最终击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这便是诸葛亮口中“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历史依据。从经济上看，自李冰修建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到刘璋统治时期，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在常年战乱的东汉末年，堪称一片“世外桃源”。

可恰恰是这份“安稳”，成为了刘璋的致命弱点。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兼并时代，“保州自守”的策略无异于“坐以待毙”。

自其父刘焉公元188年被任命为益州牧以来，刘氏父子在益州割据已近二十年，却始终没有向外扩张的野心。

刘焉当年“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只想偏安一隅；刘璋继位后，更是延续了父亲的保守策略，既无整合内部势力的魄力，也无应对外部威胁的远见。

正如后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刘璋“暗弱”，导致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当一个政权无法满足有识之士的抱负，也无法保护百姓的长远利益时，它的崩塌便只是时间问题。

二、益州内外：土着与“东州士”的矛盾漩涡

刘璋统治下的益州，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汹涌。这种暗流的核心，是本土士族与外来势力“东州士”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这一矛盾的根源，还要追溯到刘焉入蜀之时。

公元188年，刘焉以“监军使者”的身份出任益州牧，是典型的“空降官员”。彼时的益州，本土士族势力盘根错节，如蜀郡的张氏、犍为的杨氏等，早已在当地经营数代，拥有深厚的人脉与资源。

刘焉初到益州，毫无根基，为了巩固统治，他不得不倚重从外地避乱而来的“东州士”。

所谓“东州士”，主要是指东汉末年从关中“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与南阳郡一带迁入益州的流民与士人，总数有数万家之多。

这些人因家乡战乱被迫西迁，既无本土士族的根基，也无退路，只能紧紧依附于刘焉这位“外来牧守”，成为其统治的核心力量。

为了扶持“东州士”，刘焉采取了一系列打压本土士族的措施。

他甚至不惜制造冤案，借口“图谶”之说，诛杀了益州本土的十余名豪强，以此震慑地方势力。在刘焉的支持下，“东州士”逐渐在益州形成了特权阶层——他们无需承担繁重的赋税，却能占据肥沃的土地；

他们在官场中垄断高位，却对本土士族百般排挤；更有甚者，一些“东州士”子弟凭借权势“专横跋扈，侵暴人民”，欺辱益州土着，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逐渐积累了本土士族的不满，也为后来的叛乱埋下了隐患。

刘焉去世后，刘璋继位，他既没有父亲的狠辣手段，也缺乏整合各方势力的智慧，只能在“东州士”与本土士族之间勉强维持平衡。

公元201年，益州本土士族终于爆发了大规模叛乱——以赵韪为首的蜀郡豪强，联合犍为、巴郡等地的土着势力，起兵反抗刘璋。

这场叛乱声势浩大，一度逼近成都，刘璋最终依靠“东州士”的全力支持才平定叛乱。经此一役，刘璋对“东州士”更加依赖，也对本土士族更加猜忌，却又不得不对那些桀骜不驯的豪强“迁就放纵”。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汉安（今四川省内江市西）豪强的跋扈。当时汉安有一位豪强县吏，凭借家族势力在当地为非作歹，甚至要求刘璋将汉安从县升格为郡——要知道，汉安当时的人口不过五十户，别说置郡，就连置县都显得规模过小。

可就是这样一个荒唐的要求，刘璋居然答应了。此事传开后，益州各地“民心离散，怨声四起”，本土士族对刘璋彻底失望，而“东州士”中那些有抱负的人，也看出刘璋“不足与有为”，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松与法正这两个身份截然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张松是蜀郡成都人，出身益州本土士族，时任益州别驾，是刘璋帐下的核心官员之一。

他“为人短小，放荡不治节操”，却“有才干，识达精果”，自视甚高，早已不满刘璋的昏庸。法正则是“东州士”的代表，他的祖父法真曾是东汉末年的名士，父亲法衍曾任司徒掾，家世显赫。

公元189年，关中战乱爆发，法正与好友孟达一同避乱入蜀，投奔刘璋。可在益州的十余年里，法正始终得不到重用——他先是长期担任无名小官，直到很久以后才被任命为新都令，后来又因“品行为人诟病”（实则是受到本土士族的排挤），被调任为有名无实的军议校尉。

一个是怀才不遇的本土精英，一个是郁郁不得志的外来士人，两人虽出身不同，却有着共同的不满：不满刘璋的“暗弱”，不满益州的停滞，更不满自己的才华无法施展。

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的那样，“益州别驾张松与（法）正善，自负其才，忖（刘）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在无数个深夜的叹息中，他们心中早已埋下了“另寻明主”的种子。

三、降曹之路：张松的碰壁与曹操的傲慢

当张松与法正暗中谋划未来时，第一个映入他们眼帘的“明主”，是曹操。

建安十三年（208）秋七月，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这一消息传到益州，让刘璋陷入了极度的恐慌。

荆州与益州接壤，一旦曹操占领荆州，下一步必然会图谋益州。刘璋深知自己无力与曹操抗衡，便急忙派遣使者前往荆州，向曹操“致敬”，表示愿意顺从朝廷（实则是顺从曹操）。可没过多久，荆州牧刘表病逝，其子刘琮不战而降，曹操顺利占领荆州北部，与益州直接接壤。这下，刘璋更加恐慌，他意识到必须派出更重要的使者，与曹操建立更稳固的关系，于是，他选中了时任益州别驾的张松。

刘璋之所以选择张松，一是因为张松是益州本土士族的代表，派他出使，能向曹操展示益州内部的团结；二是因为张松“有辩才”，善于言辞，有望说服曹操重视益州。

而张松本人，也对这次出使抱有极大的期待——在他看来，曹操是当时天下最强大的势力，若能投靠曹操，不仅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也能为益州找到一条“安全之路”。

出发前，张松甚至暗中绘制了益州的详细地图，标注了山川地形、关隘要塞、郡县分布，准备将这份“投名状”献给曹操。

可张松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满腔热情，最终换来的却是曹操的冷漠与傲慢。当时的曹操，刚刚占领荆州，收降了刘琮的数万大军，又在当阳长坂坡击败了刘备，正意气风发，认为“天下一统大业即将完成”。